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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与善冲突《琵琶记》伦理世界 　　摘要：《琵琶记》中的情节疏漏并非只是剧作学问题，而是高明有意识地避免将蔡家悲剧归结到牛相身上，从而由中国古典戏剧中常见的个别人物之间的善恶冲突，转向更深刻而普遍的善与善的伦理冲突。通过高明的精心设计，《琵琶记》中的伦理冲突恰好覆盖了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三种伦理关系：君臣、父子、夫妇（“三纲”）。相较于剧中实际展示的价值不可通约、苦难无法补偿的伦理困境，开篇所谓的“风化之旨”几近于虚饰之辞。 　　关键词：戏曲艺术；艺术史；《琵琶记》；高明；伦理冲突；三纲 　　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识码：A 　　《琵琶记》是一部在中国戏剧史上有着特殊重要地位的作品，不仅对明清时期的戏剧文学创作和舞台演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在戏剧批评史上，也很少有一部作品像《琵琶记》那样长期成为争论的焦点。尤其是关于它的情节疏漏和风化之旨，历代论者聚讼纷纭，毁誉褒贬之间，相去不啻霄壤。笔者注意到，在批评《琵琶记》中明显的情节疏漏时，论者多将之视为一个剧作学上的缺陷，作者对此或缺乏意识，或无力为之；而关于《琵琶记》的主旨或高明的思想倾向，一般论者评价的基础都是剧中“副末开场”时所说的“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本文尝试将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考虑，如果摆脱先入为主的观念，很容易发现刻意宣扬的风化之旨与剧中实际表达相去甚远，几近于虚饰之辞；而看似无力为之的情节疏漏却指向更深层的主题，或出于有心之举。 　　《琵琶记》是高明对早期民间戏文《赵贞女》的再创作。《赵贞女》讲述蔡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的故事，和《王魁》、《张协》等戏文一样，都反映了封建时代书生发迹负心这个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社会现象。高明的改写使《琵琶记》成为一个全新的剧本，它和《赵贞女》最明显的区别在于蔡伯喈的形象和故事的结局：蔡伯喈不再是负心汉，而成为一心奉养双亲的孝子；赵五娘也改变了被马踏而死的悲惨下场，最终寻到丈夫归乡庐墓，是一个“一夫二妇，一门旌表”的“大团圆”结局。 　　《琵琶记》的出现使“士夫罕有留意”的民间戏文???式登上大雅之堂，《南词叙录》极誉高明的创作“用清丽之词一洗作者之陋，于是村坊小伎，进与古法部相参，卓乎不可及已”。但是，赵五娘和蔡伯喈的故事早在南宋时期就已广泛流传于民间，既要保留蔡伯喈赶考不回、双亲冻饿而死、赵五娘琵琶寻夫等大关目，又要重塑蔡伯喈的形象和改写故事的结局，这个翻案文章并不容易作。虽然《赵贞女》的剧本早已失传（恐怕未必有定本），但是从剧情梗概来看，情节和人物并没有明显的疏漏和矛盾之处，而《琵琶记》在这一点上却似经不起推敲。明清时期的论者就已经注意到了《琵琶记》中纰漏甚多，如臧懋循批评：“《琵琶》诸曲颇为合调，而铺叙无当。如登程折、赐宴折，用末、净、丑诸色，皆涉无谓。陈留、洛阳相距不三舍，而动称万里关山；中郎寄书高堂，直为拐儿绐误：何缪戾之甚也。”李渔指出：“若以针线论，元曲之最疏者，莫过于《琵琶》，无论大关节目，背谬甚多——如子中状元三载，而家人不知；身赘相府，享尽荣华，不能自遣一仆，而附家报于路人；赵五娘千里寻夫，只身无伴，未审果能全节与否，其谁证之：诸如此类，皆背理妨伦之甚者。” 　　关于《琵琶记》中大大小小的纰漏，前人已经列举了很多，然而似乎很少注意到它们在性质上的区别，这就使得相关讨论难以深入。笔者认为，所谓的“背谬”之处大概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在刊刻抄录过程中的笔误或因后人改窜而产生的错讹，如一些称谓上的混乱，乃至一些对白的前后矛盾，对此实不宜苛责作者。第二种是剧情与历史真实或生活真实不符，如蔡伯喈中状元的问题、陈留和洛阳的距离问题、蔡公蔡婆的年龄问题、赵五娘只身寻夫的可能性问题等等。第三种才是属于情节设置和人物塑造方面的问题，而其中最大的疏漏无疑是“拐儿贻误”一节，如李渔所说，蔡伯喈“中状元三载而家人不知”，且“附家报于路人”，以致双亲饥寒而死，这似乎不是孝子该有的行为和应得的结果，无怪乎明代人会争论蔡伯喈是否真孝子了。 　　由于这一情节疏漏会直接影响到对《琵琶记》全剧的理解和评价，我们在批评之前，首先应该考虑的是高明自己是否意识到这一点。相传高明写作《琵琶记》时，怕来客打扰，叫恶狗守门。我们当然不会把传说当成真实，但是民间有这样的传说，不会没有原因，至少可以说明《琵琶记》是高明苦心孤诣结撰而成的剧本。以高明的文化修养和他为《琵琶记》所付出的心血，竟会大意忽视了普通读者都可以轻易发现的情节疏漏，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因此，另一个更通行的解释是高明在剧作法上其实并不高明。 　　一般来说，我们今天称之为剧作家的中国古典戏剧的作者们，确实少有创作戏剧的自觉。不过像“拐儿贻误”这样的疏漏，显然不是因为高明像元杂剧作者那样以曲为本，乃至“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也不是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