囊色林村仁增老人婚姻述说.docVIP

囊色林村仁增老人婚姻述说 　　一妻多夫制婚姻是过去西藏农村一种古老而常见的婚姻形态，关注藏族社会文化的学者无不为其吸引。然而，与中国其他地区一样，西藏农村也处于巨大的社会转型之中，各种传统观念因为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而逐渐松动，甚至随着社会发展而改变。囊色林村的婚姻观念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就发生了这样的变化。笔者在该村调研时，就此专门采访仁增老人，通过老人的叙述，与读者一起感知西藏农村的变化。 　　我叫仁增，我们家世代居住在囊色林村，我今年已经72岁了。 7岁时，我开始跟着父亲学裁缝，16岁之前都是囊色林庄园里的裁缝。当时我们有16个人专门负责给这个庄园里的主人和他们上一级庄园的喇嘛织氆氇、衣服、卡垫等，有一个师傅教大家剪裁的技术，并布置工作给我们。庄园主会告诉我们所需服装的数目和样式。师傅再跟庄园主商量以确定样式。庄园里最大的官是“瀑素”，他是僧人，他上面还有一个管财政的。庄园主班觉晋美住在拉萨，有时会突然来检查工作。1959年叛乱时，他卖掉了大部分财产，自己逃到印度去了。在庄园劳动是很辛苦的，那时候没有表，按现在推算，早上大约7点就上班，晚上八点半下班回家，做工期间被关到庄园管理员噶玛巴珠的房子里。我们最慢两天缝一件藏袍，最快一天一件藏袍，没有工资，也不给饭吃。我们自己从家里带一点点糌粑和辣椒，就着清茶就算是吃午饭。不过，我们16个人可以共享一壶青稞酒。但是这些并不够我们吃，饿肚子是常有的事。每逢重要庆典和节日（主要是新年和结婚），我们就到其他农奴家里打工缝旧衣服，一天给1斤青稞。每户人家都要缝新的衣服，或补旧衣服，我们也借机挣点钱，但是每次干活，都需要我们自己带饭。不过庄园里有事就必须马上赶去。 　　庄园里有专门的藏语文老师教授文字。庄园里有空缺的工作岗位，就会召集人手去学习。一般选6个农奴去学习，给3年时间，如果学不到东西，就不允许在庄园里工作。学习时也是自己带饭。学到文字后，把名单交给班觉晋美，让他分配。我7岁进去学习，学了8个月。 　　我16岁时，庄园里需要僧人举办宗教仪式，我被选上当了僧人。寺院在村子东面的山坡上。我当了一年零六个月僧人，1959年3月实行民主改革，我就还俗了。共产党来了真好，实行民主改革，没房子的分了房子，没田地的分得了田地。我们还俗的也都分到了房子和田地。过去家里只有一点点糌粑，根本不够吃，民主改革以后，一年至少有五袋糌粑，生活没问题了。当时我很想加入共产党，但是因为家庭背景，爸爸为庄园做过工作，没能如愿。 　　现在我们家房屋总建筑面积有192平方米左右。建房时花了3万元，国家实施“安居工程”，补贴了1万元，向银行贷了1万元，我们自己花了1万元。贷款已经还完了。现在家里一年收入有1万元左右，主要是孩子们打工挣的。不过家里的开销也大，跟城里一样，我们也买了彩电、影碟机、电话、手机，还有一辆拖拉机，这些都需要花钱。我们家有10亩地，种有青稞、小麦、油菜、土豆等；另有一个35平米的温室种植蔬菜。这些农作物都是自己吃，不会拿去出售。家里还有2头奶牛，1头肉牛，一些 山羊和鸡等。 　　1959年前，我们这里一妻多夫制的家庭很多。一妻多夫制的家庭如果和谐的话还是挺好的，因为家庭的经济来源增多了。民主改革以后缴税少了，另外，因为夫妻吵架等原因，一妻多夫的现象渐渐减少了。1980年代我结婚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一妻一夫制。民主改革之后，我还保留着僧人意识，没想过结婚。但到40多岁时，父亲生病了，家里没人照顾，有时候我们两天都没饭吃，所以才想着结婚。我还有两个姐姐，是聋哑人，政府给予了补助，住在村里亲戚家。我和我妻子是在村里劳动时认识的，她比我小19岁。那时只要我们愿意，家里都会同意。因为没什么钱，结婚当天，我什么都没带，晚上偷偷去妻子家里把她接到我家里来住，两个人一起吃顿好的，就算是结婚了。因为我岁数大，家里的事我做主，农活主要都是老婆做，我就打工当裁缝。我们有三儿一女。大儿子叫索朗旺杰，今年32岁了；二儿子叫扎西达瓦，今年31岁；老三叫赤来旺久，30岁了；小女儿叫拉姆次仁，现在25岁了。三个儿子小时候因为家里穷，劳力也不足，都没读什么书。我身体不好，大儿子12岁就开始打工，帮别人擦鞋。如今，我的三个儿子都外出打工了。 　　在村里，我们老的这一辈的婚姻是比较自由的。男女双方基本上都是在劳动时相互认识，自由恋爱然后谈婚论嫁。主要选择的都是居住在本村或距离较近村子里的藏族。我们这一辈大家都觉得必须找藏族，当然还要考虑“骨系”问题，一般不会选择“屠户”或“铁匠”家庭。比我们小一点的，现在四五十岁左右那一代人的婚姻，情况和我们差不多，基本还是打工时认识后互相喜欢并了解各自家庭背景的藏族。对于现在二三十岁这一代年轻人，他们出远门打工的比较多，接触各个民族的人，思想观念更为开放，选择对象的范围宽泛了很多。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