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国明“研究者应做社会思想库”.docVIP

喻国明“研究者应做社会思想库” 　　走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先生的办公室，第一眼就会看到办公室里的“书山”：靠墙的一排双开门式的书柜已是满满当当，书柜对面的沙发椅上高高地摞着几堆，本就不算大的办公桌周围也堆满了触手可及的各色著作、报告、期刊。“不好意思，有点乱。你先找个地方坐下吧。”先生的随和亲切让我原本稍有紧张的心情放松不少。在与先生相处的短短3个小时的时间里，他待人的平和谦逊，做事的高效细致，对学术的严谨以及对生活的幽默，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2004年的自选集里，喻先生以“别无选择”来形容自己过去20年的学术生涯，如今，又一个十年即将过去，他对于传媒改革事业的“痴心”依旧未改。 　　实证研究的探路人 　　喻先生曾多次提及这样一段话：“在通向理想的大道上，如果不能一米一米地前进，那我们就一厘米一厘米地前进；如果不能一厘米一厘米地前进，那我们就一毫米一毫米地前进！关键在于，我们一直不懈地在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喻先生选择了实证研究的方向，二十多年来，他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并在跨学科的视角中不断探索前进，将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研究手段引入传播学的研究中，逐渐构建起了新的学术研究范式。 　　杨舒航（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硕士生。以下简称杨）：您的关注点从新闻改革到传媒产业，再到如今的研究方法的拓展，这种转向都伴随着怎样的原因呢？ 　　喻国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以下简称喻）：我做定量研究，有一些机缘巧合。我在刚开始步入这个领域的时候，其实是喜欢黑格尔式的那种逻辑分析的。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时候，中国在新闻学、传播学领域的研究，实在是非常贫瘠的一块土地。研究没有丰富的素材，就像做菜时如果只有一块一块豆腐，我们就只能做豆腐菜式，做不了其他东西。整个中国的新闻传播学术界，真正要发展，不是靠人们把理论体系构建得多漂亮，而是需要做大量基础性的、案例的研究，要有数据的积累。这和建房子是一个道理，一个建筑师，如果连最起码的砖头、瓦块都没有，如何去建“学术殿堂”？研究方法的拓展就必须要定量的研究，中国跟主流学术界之间的差距，需要长期的艰苦努力才有可能追上，所以我就开始做实证研究了。 　　我最近十年做的更多的是对传播学本身的一些方法的拓展研究，其实不论是改革也好、发展也好，那些主题也都在。二十多年里，我做了三百多个案例，从最开始的铅字排版到实地的炕头调查，所有程序我都做过。在2005年的时候，我自己就有一个很大的困惑，当我们再用传统方法去做研究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会做的，别人也会做，这已经没有太大的学术价值了。所以，我们在研究手段上必须要有改进。我们这些年的改进就是，引入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比如说我们用仪器做神经科学的方法的引入；我们用智能化文本分析的技术来做网络的内容分析；我们用结构方程和相关的数学方法去做数据的挖掘，做我们传媒指数的报告。 　　杨：在实证研究这一方面，您做了很多的努力，也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可否谈谈您的一些体会？ 　　喻：我想说，我和我的研究团队算是做了一些探索和尝试的。我个人是以实证研究作为自己的学术研究特点的，我们把现代最新的科学技术和研究手段引入了实证研究，主要在三个方面进行了探索： 　　一是数据价值的挖掘。当年我们在设立做传媒指数报告那个项目的时候，我就说要把我们的团队逼到墙根上。我的要求是，我们一个自己的原创性的数据都不做，我要把别人已经发表过的数据拿过来做数据价值挖掘，让人觉得看我这本书能得到单看那些数据看不到的价值。其实，中国的实证研究与世界的差距不在于调查方法本身，而在于数据挖掘。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为一个散漫的数据注入灵魂，从中看到某些规律。 　　二是在内容分析方面。我们研究所跟一家公司开发了一套智能化的文本分析软件，这样我们就可以突破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数据的底层封闭来获取更大价值的数据，并基于这样的数据来做某种解读。今天通过这套软件能够达到的效果和呈现出来的结果都非常丰富，并且它的效率很高，这是过去的内容分析难以想象的。 　　三是把神经科学的手段运用于传播学的研究。比如我们所做的瞬间效果的研究，其实是用脑电仪、眼动仪测试某一类资讯进入人的头脑前500微秒内引起的刺激反应指标，这样我们就可以了解到短期效果之前的瞬间效果是如何产生的，这是一种最基础性的传播效果认定，这样的研究可以使整个传播效果的理论体系建立在更加严谨的基础之上。如果没有这种瞬间效果的研究，短期效果、长期效果实际上是建立在沙堆上的推测，没有坚实的基础。 　　其实我国的实证研究发展很快，所使用的研究手段、研究方法也比较丰富和齐备，跟国际水平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差距。不过，目前使用这种手段去做研究的还不是一个普遍情况，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