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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热”一点美学反思 　　坚守书法本体地位，加强书法艺术的本质追求，是沈鹏先生多年来始终关注的问题。近一段时期，认真拜读沈鹏先生早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撰写的一系列思考“书法热”的文章，由衷钦佩先生的前瞻性和洞察力。先生曾言，“不能满足于表面上的轰轰烈烈，我们的目的是要扩大‘书法热’的历史效应，创造一个书法艺术真正繁荣的局面”[1]。显然，先生殷切希望的是“书法艺术真正繁荣的局面”，不是表面上的轰轰烈烈，如此真知卓见对当下的书坛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繁荣和发展书法艺术是长期而曲折的系统工程，需要世世代代书法人的不懈努力。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书法事业发展变化的成就是可喜的，也有目共睹的。然而，就“书法热”来说，在肯定其积极作用的同时，似乎也应当反思其负面影响。从某一角度看，“书法热”是由人人都想当书法家的欲望膨胀而骤然产生的。人的本能欲望一旦被有目标的欲望所唤醒或激发，人的思维便呈开放、自由状态，人的一切才能、想象、情感，包括生命意志在内均被充分调动起来，任何创造性都将成为可能。因此，“书法热”具有沈先生所说的两重性――“真正繁荣的局面”和“表面上的轰轰烈烈”。之所以要深刻理解沈先生的这一重要思想，就是要趋利避害，最大限量的发挥“书法热”的积极效应。 　　当代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后现代理论家让?波德利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针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状况提出了“消费社会”和消费主义的观念，揭示了消费社会的文学艺术是消费者的符号化和欲望化的“符码”，“欲望美学”由此诞生。它的出现彻底颠覆了康德无功利美学，而给实用主义美学理想穿上了合法化的外衣。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市场经济迅猛发展，自然而然地带来了商品化、物质化、世俗化、金钱化的欲望主义的迅速蔓延。“欲望美学”快速渗入到文学和艺术的领域。借用马泰?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论述的，艺术不再需要去发挥它们难于把握的审美功能，而是作为社会地位的标志被人们创造、购买和消费。托尔斯坦?凡伯伦在《有闲阶级论》中说，所有文化不过是一种攻击性炫耀的结果，这种进攻性炫耀表现于一种“摆阔性休闲”和“摆阔性消费”[2]。“摆阔性休闲”和“摆阔性消费”的目的很明确，即“摆阔”。“摆阔”扩大了艺术品的市场，同时也混淆了艺术品标准。即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过程演变成了对媚俗艺术和伪艺术的商业化生产的过程。不难看出，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一直绵延至今的“书法热”现象与“欲望美学”有着直接的联系。“摆阔性休闲”和“摆阔性消费”是书法热的客观条件，而一些人的成名成家欲望迸发则是“书法热”的主观因素。 　　结合沈鹏先生的论述，笔者以为，书法艺术是自我情感的表现，具有生命特征。康德认为，艺术纯粹是作家艺术家们的天才创造物。他强调艺术创作中，天才的想象力与独创性，可以使艺术达到美的境界。这里引用康德的艺术观，并不是忽略了艺术来源于生活与自然，而是强调“书法热”与书法本体的衡量标准，也是便于对“书法热”中积极因素与负面影响进行辩析。应该说，“书法热”是一件好事，书法史上的汉末魏晋书法热、唐宋书法热等，正是如此。魏晋书法热以及“新体”的出现，更是书法艺术自觉的明证。唐宋之际，皇帝热衷书学者众，文人士大夫在“尚法”、“尚意”的时代书风影响下，再次把“书法热”推向了历史的高峰。反思当下，如果我们把所谓的“书法热”，仅仅锁定在数量上，如果以写字的人越来越多，书法展览或是报刊杂志上的书法宣传多多益善为标准的话，那么，如此之热与经济现象中的泡沫经济有什么区别，不过是流于表面上的形式而已。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书法热”，以书法群体的广泛性为主要特征――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成为书法家的欲望。从年龄层次来说，有青少年、中老年；从人数来看，较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飞速增长；从职业角度而言，有工人、农民、学者、商人、公务员。热爱书法、从事书法创作的人越来越多，无疑是让人兴奋的事情。然而，问题的症结在于不同的“欲望”驱使着不同的书法群体。这里所说的不同的书法群体，不是书法风格的异同，而是书法与非书法的本质差别。某种程度上，这样的“欲望”与制造“金钱”、“名利”相联系。有些人以弘扬传统为口号，远离古法，下笔无由，任笔为体；有些根本不懂书法，却故弄玄虚，“野狐禅”也；有些投机取巧，没有功底，以为拿起毛笔写字，便成了书法大师。这类人把书法当作渔猎名利的手段和捷径，或组织和参与各类书法活动，提升自己的社会影响力；或精于市场运作，获得丰厚的经济收益；更有名利双收者，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们对书法艺术浅尝辄止，对书法的“热爱”，完全是受到追求地位和财富的心理欲望的驱使。也不乏有一些名利兼备的人，把自己装扮成“书法家”，竭力模仿着文人雅士的生活方式，包括消费美的方式。他们喜欢书法，“主要是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