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后”乐坛耆宿.docVIP

“五四后”乐坛耆宿 　　这一段时日，我们正张罗筹办钱仁康先生的百岁祝寿活动――2013年4月14日，这位“百岁乐人”即将迎来九十九周岁寿辰。不料，从医院传来钱师病重的消息。我在心怀不安的同时，暗暗希望有奇迹发生，以钱师多年来的良好身心状况，或许他能够安然度过这一劫？回想每次去医院探望，钱师愉悦的心境、清晰的头脑和健康的体征总是令人敬佩不已。然而，噩耗终于还是到来。 　　沉痛之余，我一直在心中回味钱师身上以及钱师那代人所具有的精神风貌。显然，那是一种现在愈见稀少的内在品格，所以总让我们这些后来人有不一样的感触。现在常用80后、90后乃至00后等统称作为一个集合的某代人，我思忖之所以出现这种称谓，除了年代排序一目了然之外，恐怕与中国多年来社会变迁和文化变动的剧烈不无关联――每个不同代际的人群身上都会留下深深的不同时代烙印，并带有独特的心性质态构造。如我这代所谓60后，少年时目睹“文革”的尾巴，成年后又亲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我们的人生感受和心智结构与之前的50后或之后的70后必然有所不同。不过，最让我感到“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的一代人，却是“五四后”。所谓“五四后”当然是我的杜撰，特指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成长起来的那代知识分子。 　　从辈分上说，那代人属于比我的父辈更长一辈的爷辈，他们与后人非常不同的一个突出特点，在我看来正是精神风貌中的兼容并包与中西贯通：传统的旧学因自小耳濡目染而自然存活在他们的精神血液里，与此同时，他们也如饥似渴地接受了借“五四”东风舶来的异域（特别是西方）文化。旧学与新知在“五四后”那代人身上的杂糅和融合，到如今似已成为某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神话。 　　钱仁康教授――我的博士导师，即是这样一位音乐界“五四后”的代表性人物。钱师生于1914年，历经中国社会百年演进的所有重要阶段，见证并直接参与了中国音乐在西学东渐大潮下现代转型的全部曲折过程，著书立说，培育后学，他当之无愧是“五四后”的一代乐坛耆宿与乐人宗师。常听说生命不仅在于长寿，更在乎质量，钱师的人生是长寿和质量的双料叠加，令人称羡。自十九岁在林语堂先生主编的《论语》杂志上发文，至九十余岁高龄后依然不断有新作发表，长达七十余年的音乐文字写作生涯，这个纪录恐难有人打破。即便在“文革”万木凋枯的非正常年代，钱师也从未放下手中的笔，在不可能存在任何出版希望的当时，他曾私下缩编外国文学名著二十余部，没有任何外在功利，只是为了自己的心灵慰藉。于是，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至新世纪十年，漫漫岁月中，钱师从未中断著、译、编、校，尤其是钱师在九十年代进入耄耋之年后，写作量居然达到新的高峰，一时在乐坛传为佳话。何谓笔耕不辍？钱师的示范是这一成语在音乐文字写作中的最好注解。翻看钱师的学术成果目录，那密密匝匝的排列和洋洋洒洒的细目，给人的第一感觉往往就是震撼！ 　　除从文时间之长的惊人之外，钱师研究领域之宽和涉及范围之广，在音乐界同样无人可比。首先，钱师是作曲出身，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即开始歌曲创作，之后考入国立音专（1934年）就读理论作曲专业，四十年代初曾写作歌剧《江村三拍》和《大地之歌》，得以公演并得到好评。或许作为音乐理论家的钱师名望盖过了作为作曲家的钱师，人们一般不了解他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其实一直在从事音乐创作――直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钱师还为他终身崇敬的弘一法师的歌词配曲，并为他的歌曲编配了钢琴伴奏。显然，正是这种从事创作的直接经验，使钱师的音乐研究从不陷入空泛虚浮的玄想和不着边际的臆造，而是脚踏实地并触及音乐本体的“实学”。 　　说到音乐的研究和学问，钱师在此尽显他的“五四后”本色――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这是那代人的内在追求，更是那个特殊时代赋予那代人的特别馈赠。钱师的通与博在乐坛早已闻名遐迩，举凡作品分析、西方音乐史、中国音乐史、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音乐美学、音乐学术翻译等各个重要学术领域，钱师均是有重要贡献的大家，而且诸如中西文艺与音乐形式机理的共同规律研究、世界国歌研究以及西方艺术歌曲译词配歌等方面的研究与工作，这都是除钱师之外无人胜任、独此一家的“绝活”――这里所体现的是过硬功力与过人见识集于一身的传奇：学养深厚的中外文功底，实践与理论从不脱节，文化与音乐并重齐飞。在敬慕和感叹之余，我们不免发问，如钱师这样的“五四后”一代学者所具有的通与博，为何在后代学人和学子中难以见到？而且，这种“通人”的日渐稀少，不仅在音乐界如此，其他人文知识界和艺术界可能也不例外。这是时代的问题、体制的问题，还是学人自身的问题？ 　　回答这些质问，恐怕不太容易。也正因不易回答，这些疑问将久久萦绕不去。说起来让人不免尴尬的是，钱师从事高质量的音乐研究这么多年，但似乎从未申请过或得到过现在非常时兴的项目或课题之类，而且钱师的很多学术指向带有很强的个人兴趣和独特眼光，恐也难以就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