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兴产权市场 理论和经验.doc

中国的新兴产权市场：理论和经验 　　原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年第5期　　「作者简介」盖瑞·H.杰弗森（Cary H.Jefferson），美国Brandeis University.托马斯·G.拉斯基（Thomas G.Rawski ），美国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内容提要」这篇文章对比了转轨经济中国家指导型和市场调节型两种企业所有制改革的途径，并区分了由A.C.Pigou 和Ronald Coase提出的解决共有资源外部性的两种理论方法。接下来以Coase 的理论为基础就产权分配，竞争程度和交易成本的本质等问题对中国新兴的产权市场进行了评估。中国近年来的成功经验表明：尽管现实情况据科斯理论所要求的理想条件假设还有很大差距，但是致力于扩大所有权交易范围的政策还是极大的促进了生产率和效率的提高。现在，中国面临的重大抉择是在重组过程中究竟应当以市场调节为基础，还是应当以行政手段为基础。　　「关键词」新兴产权市场/改革/竞争/交易成本　　引言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方案都包括三个基本元素：宏观经济稳定，自由化和制度改革（Celb，1991）。其中，制度改革体现了每个国家特定的制度传统，并且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而逐步推进。制度改革可以说是东欧，俄罗斯，新独立国家和中国改革历程的一个缩影。而各个国家的制度改革根本上说是以所有制改革为基础，把原先国有产权独立出来并再分配给能够负责管理这些国有资产的人或团体的一个过程。　　在改革的前20年里，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政策与公有制的主导地位是一脉相承的，并且经济在这段时间里获得了快速增长。而第三个10年期改革提出了对所有制改革刻不容缓的要求。中国领导人们以全新的改革加以应对。在进一步的企业改制中，中国将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个选择：在改革中让政府起主导作用抑或是以市场调节为主？　　关于这个问题的分析将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类比两种所有制改革的途径：国家主导和市场调节以及由A.C.Pigou 和Ronald Coase提出的解决共有资源外部性的两种方法。接下来应用类比的结果为基础分析中国在进一步改革中遇到的根本选择。最后，我们将从科斯理论要求的理想条件出发分析中国产权市场建立的进程。　　企业低效率和金融市场不稳定的根本原因是对企业资产监管能力的不足。缺少有效的监管，国有企业具有了公共物品的属性。实际上中国主要的银行本身也是不能够有效监控其资产的国有企业。如果没有源源不断的贷款支撑，绝大多数中国国有企业将会陷入困境或被淘汰出局。在银行系统不断补充国有企业日益减少的资产的情况下，这些公司才得以和这种不力的监控制度并存下去。　　这样的企业与公共物品非常相似，因为他们同样为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这两个公共物品的特征属性所困扰。像公共物品那样，政府所有的企业的资产被过度使用并因此产生了负外部性。经济学家们主要依靠两种方法解决负外部性带来的无效率问题。A.C.Pigou （1920）建议政府应当消除个人成本和社会成本间的差异，通过引入设计合理的税收和补贴来解决问题。Ronald Coase（1960）则阐述了政府如何建立良好的市场体制，以此引入有助于提高现有的和潜在的产权资源交易效率的分散谈判。　　先前的研究中，我们强调了实验，自下而上的步骤和竞争压力对中国改革所起的重要作用（Jefferson and Rawski，1995）。这种观点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科斯理论在转型经济中适用性的怀疑。我们将首先以一个理论上的总结建立起公共企业和公共物品之间，以及RonaldCoase 的分析和中国改革经验之间的联系。然后以经验为基础，从科斯理论的前提条件：产权，竞争和低交易成本出发研究中国新兴的企业产权市场。　　这种研究方式为转型经济的概念研究和经验分析都提供了新的视角。尽管中国的现状距产权明确界定，交易成本为零的理想状况还有很大距离，但是我们发现科斯分析的观点非常适用于对于重大改革问题的综合分析。经验研究方面，我们发现扩展的商业产权市场正是中国经济新一次腾飞的一个潜在动力。　　理论透视　　经济学家很早以前就注意到了监控对于保持效率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多个个体或多个组织的生产行为中更是如此（Alchian and Demsetz ，1972）。即便是在私人所有制下，个体所有者可以制定规则来保护它们自己的利益，监控还是一个难题。模糊不清的所有制相比之下提供了更多不良激励并削弱了监控的能力，造成低效率，浪费和机构内部松散懈怠的恶果。　　Jefferson （1998）以中国国有企业为例子讨论了这个主题。在中国这种所有制被称为全民所有制，亦即产权归全体人民所有。这种字面上的模糊表达暗示着本质上产权界定的不清。多重权威机构使外部监管变得支离破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