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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拯救大学“去行政化”及其合法性复归 　　摘 要：大学有其自身特有的知识品性与合法性逻辑，而新中国大学是在强大行政主义为其铸就的一套颠倒合法性逻辑与违背其知识品性体制下发展的且充满合法性危机的社会组织。“去行政化”是从外到内对大学合法性逻辑进行纠正，对合法性危机进行制度外拯救，对大学行政主义范式进行扬弃，以促使大学自由知识探索的品性与大学合法性的复归。 　　关键词：制度拯救；大学“去行政化”；大学合法性；复归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1]当海德格尔借用荷尔德林这诗句时，他旨在表明正是陷入危险之中才使拯救成为可能。靠行政主义一路推动而来到全球化图景中的中国大学已于21世纪的头十年里进一步取得了翻天覆地的成就，已使中国高等教育从“高等教育弱国”迈向了“高等教育大国”，[2]但文化上并没取得与大国相匹配的地位，因为新中国大学恰是在强大行政主义为其铸就的一套颠倒合法性逻辑与违背其知识品性体制下发展的且充满合法性危机的社会组织。这个危机已成为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战略实现的阻碍。为拯救危机以另行确定大学在社会大坐标系中的合法性地位，当前国家居于顶层所作的最大制度设计是“去行政化”。本文基于组织社会学层面剖析“去行政化”改革对大学合法性复归的意蕴。 　　一、知识品性与大学合法性的逻辑 　　 （一）知识的品性 　　如所周知，高等教育存在的哲学基础有“认识论与政治论”[3]两种。认识论是对知识的探究，政治论是通过探究与传播知识为国家服务。无疑，不管是认识论还是政治论，其逻辑起点都指向于“知识”，大学的立身之本就是知识探究和传授，大学的价值取向必须指向或能够保护大学的这一使命。如此，大学才具有合法性。易言之，知识探究与传授是大学具有合法性的根本基础。这就需要追问：大学存在所涉及的知识品性是什么？大学所涉及的知识是高深知识或是高深学问，这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常识性知识，它具有专门化、系统化与高深性的特质。这些特质决定了大学里从事知识探究人员的工作性质。对知??的探究、传播与应用要求外部干预最小化。“为保证知识的准确性和正当性，学者的活动必须只服从于真理的标准，而不受任何外界的压力，如教会、国家或经济利益的影响。”[3]其实，如果单是从知识探究的角度出发，外界的干预应该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旦外界实施干预，就会影响大学对高深知识的探究，就会影响大学知识探究的目的，大学的知识探究只为真理而真理，大学是以真理至上的，因为“知识本身即为目的。”[4]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的目的或目标就是自由性与智慧性地去探索知识真理，此外，便没有其他目的或目标。所以，大学价值取向的一个最核心命题是：自由。“知识的品性是自由――不管是社会知识还是自然知识，其意蕴都是自由，认识社会是为了自由，探索自然是为了自由，而探索知识的过程本身更需要自由。同样，知识的传授也离不开自由，因为自由不仅包含内容的自由还包含形式的自由，没有自由的知识传授就不可能有真正自由的知识。”[5]大学只要具备了“自由”这个核心价值取向，大学也就具有了大学本应有的性格，即探索知识与传授知识体现出来的“自足性、自反性、绝对性、无限性、批判性、艺术性和超俗性”，这就是大学的哲学性格，“中国的大学哲学性格应在‘自由与独立’的前提下生成。”因为，“大学缺什么都不是特别重要，唯独在缺了自由与独立的时候，它绝不会再有哲学性格，从而它也就等于一无所有。”[6]可见，大学合法性的力量是自由与独立探索高深知识的逻辑，它与外部社会控制之间博弈的结果决定着大学的合法性样态。 　　（二）大学合法性的逻辑 　　“知识的品性决定了大学的品性。大学品性即指大学作为一个社会组织所呈现出来的品质和性状。这是大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自我内在规定性，是大学得以正常运转与永世传承的组织基因。”[7]作为社会组织的大学的合法性基础在于知识赋予的“自由”。“自由是追求真理的前提，真理是达到自由的重要渠道。只有依赖自由的活动，才能产生真正的知识。”[8]如果大学不能保障知识探索与传授的自由，以及探索与传授自由的知识所必需的共同体自治，大学就不具有合法性。何谓大学合法性？组织社会学理论认为，“组织内权威结构的尊严性的确立就是其合法性。”[9]尊严性的确立是指其权威结构得到承认、支持与服从。这一合法性所指涉的不仅是一个社会组织的存在状态，在更本质层面上，它还凸显了组织的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社会认同是其外部合法性（下文简称“外”），自我认同是其内部合法性（下文简称“内”），一个社会组织的合法性是这两者的统一。这是组织得以生存的逻辑基础。借鉴组织社会学理论，“大学合法性就是外部社会和内部成员对大学组织存在的认同及接受状态。”[7]大学合法性也是内外合法性的统一。“内”是指组织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