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有师法”欧阳修北宋初期书法创作观确立.docVIP

“犹有师法”欧阳修北宋初期书法创作观确立 　　摘 要：欧阳修针对北宋初期书坛出现的古法衰绝现象，提出“犹有师法”的书法创作观，强调在书法创作时研习古法，重视书不失法，在当代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欧阳修 师法 北宋初期 书法观 　　艺术创作离不开“法”，“法”即技巧、方法。汉语的“艺术”一词，由“艺”与“术”二词素构成，“术”就包括“法”的内涵，“术”与“法”作为艺术理论概念，都是指技巧、方法。书法艺术较其他艺术来说，与“法”的关系更为密切，因为“书法”本身就包含着“法”。另外，书法家的成功，往往都是通过大量的练习而掌握技巧方法。对于“法”的重视，也是古代书论家的一个基本观点关于书法的研习，很多书法家都强调临摹传统法帖的重要性。晋代卫恒在《四体书势》中评价张芝说：“临池学书，池水尽墨。”这是说张芝的成功，与古帖临摹之勤分不开。唐代孙过庭在《书谱》中说，学习古代书法时要“察之者尚精，拟之者贵似”，强调对古帖的临摹应精准。唐人张怀灌《六体书论》也说： 　　是故学则有法，成则无体，欲探其奥，先识其门。有知门不知其奥，未有不得其法而得其能者。 　　然而，书法发展至宋初，书坛出现古法衰绝的现象，导致书风靡败。朱长文认为宋代书学之不振的原因是“师法罕传”，他在《续书断》中云： 　　盖经五季之溃乱，而师法罕传，就有得之，秘不相授，故虽志于书者，既无所宗，则复中止，是以然也。 　　“师法”之不传一是因为“贤者”不屑于此，二是因为即便“有得之”者，却“秘不相授”，致使学书者无所宗，因而导致了“古法”的衰绝。 　　欧阳修针对宋初书风不振的状况，不但深表不满，而且深为担忧。他指出：“自唐末干戈之乱，儒学文章，扫地而尽。宋兴，百年之间，雄文硕儒，比肩而出。独字学久而不振，未能比踪唐之人。”[1]1488深切地感叹：“书之废，莫废于今。”[1]1223在《试笔?苏子美蔡君漠书》中很惋惜地说：“自苏子美死后，遂觉笔法中绝。” 　　为扭转书风靡败的现象，欧阳修提出了学书应“犹有师法”、“不可无法”，反对那种“忽书不足为学”、“不师乎古”、“率然以自异”的做法。在《唐辩山石钟山记》中云： 　　盖自唐以前，贤杰之士，莫不工于字画，其残篇断稿为世所宝，传于今者，何可胜数，彼其事业，超然高爽，不当留精于此小矣。岂其习俗承流，家为常事，抑学者犹有师法，而后世偷薄，渐趋苟简，久而遂至于废绝软？今士大夫以远自高，忽书为不足学，往往仅能执笔，而间有以书自名者，世亦不甚知为贵也。至于荒林败家，时得埋没之余，皆前世碌碌无名字，然其笔画有法，往往今人不及，兹甚可叹也。 　　“笔画有法”，应该尊重。这也是“唐以前，贤杰之士，莫不工于字画”的因素之一。违背其法，难以创作出佳作。“学者犹有师法”，不可“废绝”。“今人不及”古人之处，正在于法。在《与石推官第二书》中，欧阳修又针对石介“己之所学，乃尧舜周孔之道，不必善书”的观点予以严厉地辩驳，并明确提出了“不可无法”的观点，要求学书必须重视法： 　　足下谓世之善书者，能钟、王、虞、柳，不过一艺，己之所学，乃尧、舜、周、孔之道，不必善书，又云因仆之言，欲勉学之者，此皆非也。夫所谓钟、王、虞、柳者，非独足下薄之，仆固亦薄之矣。世之有好学其书而悦之者，与嗜饮茗、阅酒图无异，但其性之一癖尔，岂君子之所务乎？然至于书，则不能无法。古之始有文字也，务乎记事，而因物取类为其象。故《周礼》六艺，有六书之学，其点画曲直，皆有其说。扬子曰：“断木为棋，?革为鞠，亦皆有法焉。”而况书乎？[1] 993 　　“道”为形而上，“艺”属形而下。石介重周孔之道，认为钟、王、虞、柳之书“不过一艺”。同尧、舜、周、孔之道相比，“书”作为“一艺”，确属形而下者。但石介未看到书法作为艺术，有其独立的价值，因而欧阳修批评石介之论“皆非”。他指出，虽然“钟、王、虞、柳者，非独足下薄之”，且类似石介之观点者不乏其人，但“世之有好学其书而悦之者”亦多，他们对钟、王、虞、柳之书钟情之深，喜爱之甚，“与嗜饮茗、阅酒图无异，但其性之一癖尔”。之所以“世之有好学其书而悦之者”，甚至“与嗜饮茗、阅酒图无异”，成为“其性之一癖”，就因为钟、王、虞、柳之书是艺术品，有其自身的独立价值。石介未认识到这一点，只重周孔之道，而轻书法之艺，放出“不必善书”之谬误怪论。在欧阳修看来，书法与“务乎记事”的“古之始有文字”不同，古代“始有文字”之初，其功能在于“务乎记事”，因为当时尚未形成书法艺术，书写只是为了“记事”。“然至于书，则不能无法”，即到了书法成为艺术的阶段，其功能就不是单纯地“务乎记事”了，而是按照一定的艺术方法，进行审美创造。这种书法艺术的书写，“则不能无法”。欧阳修对石介的批评之所以深刻，因为他站在书法艺术的高度，看到了书法能使人“悦之”，即能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