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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接受悖论审美感知与意义阐释错位 　　摘 要：在川端小说接受初期及接受过程中，中国读者获得了愉悦的审美体验，但具体到对作品意义的阐释，却倾向于从道德伦理角度去评判，这是由两国文学、文化间的差异所形成的读者与文本间的审美距离所造成的。 　　关键词：接受悖论 审美感知 意义阐释 川端小说 中国 　　一、审美感知视野与意义阐释视野 　　接受美学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汉斯?罗伯特?尧斯（Hans Robert Jausse），在《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一书中，曾将读者的阅读经验期待视野区分为三个不同的层面：初级的审美感觉阅读视野、二级的反思性阐释视野与三级的历史视野。同时，他将文学阅读活动看做一种读者对文本意义进行阐释的活动，这种阐释是以文本中蕴含着某种临时的可以被理解的东西即审美特性为前提的，这样，文学阅读活动同时也是一种审美活动。尧斯将审美活动拆分为两个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区别的过程：理解和阐释。在文本解读中，审美理解是一种感觉过程，相当于初级阅读的期待视野；二级的阐释活动是在读者的感觉阅读期待视野的基础上，将文本所有意义之其中一种具体化的过程，以完成对文本所召唤问题的一种回答。换句话说，审美活动始于读者的审美感觉活动，终于文本的意义具体化过程。按理说，二者在价值判断上应该是一致的，即读者在审美感知层面肯定的东西，在阐释阶段应该还持肯定态度，但受读者文化背景、情感倾向以及欣赏能力等因素影响，其态度往往会发生一定的偏转，表现出前后不一致的情况。下面笔者就以川端康成小说在我国的接受为例来具体阐释一下这种现象。 　　二、川端康成小说在中国的接受及其接受悖论的产生 　　日本现代著名作家川端康成自上世纪70年代末始被介绍到中国，对川端小说的译介最初主要集中于少数几部代表作性作品，如《雪国》、《古都》、《千鹤》、《睡美人》等。后来，成套的川端小说作品集才相继被翻译进来。粗算起来，川端小说在中国的接受史已走过三十个年头，在这三十余年的阅读、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存在一种有趣的接受现象：肯定性的审美感知与否定性的意义阐释并行，即中国读者一方面积极地阅读其作品，并被其诗化的语言、优美的意境、凄美的人物命运所打动，当时有许多读者都表达了自己愉快的阅读体验。曹禺先生曾说，“昨日始读川端康成的《雪国》，虽未尽毕，然已爱不释手”，“日小说却有其风格，而其细致、精确、优美、真切，在我读过的这几篇中，十分明显”。①刘白羽也称赞川端“创造了具有日本美、东方美的艺术”，“川端心灵中蕴藏着的日本古文化之美有多么深、多么厚”。① 　　其实，川端小说最初是与西方现代派小说，如意大利蒙塔莱的抒情诗、法国萨特《肮脏的手》等作品一起被介绍到中国的。当时，历时十年之久的“文革”刚刚结束，摆脱政治话语束缚的中国文学面临着一个如何恢复自身独立性的问题，长久封闭的文学环境使得中国文学急需从外国文学中汲取营养，所以川端小说等一批作品被应时介绍进来。川端小说被译介到中国以后，立马迎来了一股阅读狂潮，当然，当时不只是川端小说，被介绍进来的其他作品情况也是一样，原因在于中国的特殊化政治时期刚刚结束，受主流政治话语支配，个人生存空间长期被挤压到社会政治空间的边缘，而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这种长期压抑的结果便是人之为人的人性的丧失，人们全面陷入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在这种主流意识控制下的文学，也多塑造“高”、“大”、“全”三突出的英雄人物形象，而极少有儿女私情的展现。“文革”后，川端小说的引入，如一眼清泉滋养了人们久已干涸的心灵，人们无不被其诗化的语言、凄婉的人物感情所打动，一段段悲惨、凄厉的爱情故事更是深入人心，这是一般读者在初次接触川端小说时的感受，也是读者从审美感知层面上对川端小说做出的理解，应该说，读者对川端小说还是持一种比较认可的态度的。 　　但是，当中国读者反过来试图把握文本的内涵，并对其做出自己的审美价值判断时，却往往持否定态度。否定的焦点主要集中对川端小说中超越常态的“错位之爱”的描写上，认为他执著于对爱情本真状态的描绘，而忽略了道德判断的尺度。读者之所以会得出这样的看法，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川端小说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读者的阅读经验期待视野，因而在文本与读者之间出现了一定的审美距离，是这种距离导致了读者在感知层面和阐释层面中态度的转变。这一方面是由于两国文学间的差异；另一方面，中日两国文化间的差异也是造成此种接受现象的原因之一。下面我们将对之逐一论述。 　　三、川端小说接受悖论产生的原因 　　鉴于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社会文化氛围，以及受阶级化、程式化观念影响的读者期待视野是相对稳定、一致的，而且，如果我们将接受过程理解为一个积极、主动的意义生成过程，那么接受者应该是处于主动地位，相反被接受者应处于一种被观照、解读的位置。所以，笔者拟将“文革”后的中国以及深受此影响的读者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