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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主体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和发展 　　[摘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会管理是一种全新的治理机制，是避免社会无序冲突的顶层战略设计，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传统的完全依靠政府的社会管理模式，已经不适应当前的社会形势。要建立公众参与的机制，实现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推动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加强社会建设和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这十六字方针，前八个字是老话，是坚定不移的，始终不变的，后八个字是创新，是新的认识，是一项意义深远的战略设计。这一战略方针为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指明了方向――在党领导下政府的公共服务还应当鼓励和引导包括大量的非政府的社会组织为主要载体的公众参与。 　　 　　一、公众参与是避免社会无序冲突的战略设计 　　和谐社会首先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人与人的和谐首要的是价值观上的和谐、认同、妥协和让步，这是层次上的递退关系，而实现这种逐步的退让需要搭建平台，便于对话，要有一个协商交流的机制。培育社会组织就是搭建平台的过程，以便实现组织之间的对话协商和交流。如果没有社会组织，只是与个体进行对话，社会成本太高，一天24个小时不睡觉能同几个人对话？所以只能在组织之间展开，一旦达成协议，其代表了背后的成千上万个体，即体现了一个群体甚至一个阶层的意见。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七部分“激发社会活力，增进社会团结和睦”中，已经确认了社会存在不同的“阶层”，并提出要“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加强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的团结和谐”。这五种关系中有四种关系都有成熟的组织或群体标识的，唯独阶层关系的组织还在培育之中，是要有社会组织来担当的。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更加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对于中国这个超大型的国家而言，各方面的改革??要重视顶层设计，社会管理和创新也不例外。 　　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经济改革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迁，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经济体制转轨促使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改变，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在逐渐形成，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的差异正在日益明晰化，社会经济变迁已导致了一种新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出现并在趋于稳定化。阶层分化直接对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造成冲击，传统的社会管理方式已经难以适应社会如此多元的利益主体的各种需求。阶层分化是社会冲突的结果，也是社会协调的过程。阶层分化的结果既有利于社会过程的多样性和稳定性，也会导致政府政策越来越难以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的需要。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基于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同，他们在赢得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的能力，及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社会公共舆论的影响和话语权的形成方面均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强势群体不仅具有同决策者直接对话的路径，而且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社会资源，通过种种制度化或非制度化的手段为自己的利益寻找理论支撑和现实渠道。而弱势群体由于资源有限、自我维护能力弱，在非正式制度层面的权利不均衡与正式制度层面的权利低水平均衡并存的情况下，其正当的利益要求往往被边缘化。在缺乏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的情况下，非理性和极端的利益表达方式便成为其最简单、最直接的选择。 　　社会中强势群体对国家决策的影响，体现在将这个群体的私利转变为政府政策。譬如在分配政策上，中石化原总经理陈同海年薪上百万，还可以日均挥霍公款4万，[1]这些都是有制度保证的，如果他就此满足，不贪污1.9亿余元，今天仍然在此高位上。像陈同海绝不是个别的。这种荒唐的分配政策是通过法制的形式来保护他们的私利。这是由于其他弱势阶层在参与政治决策时缺位所造成的。没有一个制度平台让他们表达意见、不满甚至愤怒。“社会协同、公众参与”还没有形成机制。因此要加速培育各类社会组织，对强势阶层进行制约，避免分配等维护少数人利益的恶劣政策和法制出台扰乱社会，造成无序甚至恶性冲突。社会力量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则是指作为一种来自人民利益的合力对政府权力的规范。这种合力的主要形式就是社会组织，公众通过各类社会组织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社会组织要成为各阶层表达其利益要求的制度化通道。“社会阶层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不同阶层往往从事着不同的职业，他们生产和生活上也有自己的一些特点，相应地获取的社会利益也有差异。绝对消灭差异是不可能的，一定的差异是社会存在活力的前提和表现。有差异才有更大的追求。但是，差异不能太大，尤其不能在利益上造成尖锐的对立。所以，我们党，要代表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要善于整合不同阶层的利益、愿望和要求，照顾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