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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理、治体与国势现代变迁中儒家传统 　　我们所处的时代，旧者已然逝去，新者尚未确立——这是20世纪以来有识之士每每心中忧思并痛陈的伤世感，并推动人们不断投入对现代意义与秩序的追求之中。当前的中国社会，虽然有诸种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鼓吹，然而人们在精神世界与公共秩序中的困楚无定，依然是一个悬而未解的深刻挑战。在历史的洪流中，现代国人似乎是面目模糊、魂灵暧昧的寄居族群。 　　在目前能够引领人群的秩序诉求中，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显示出了较强的理想召唤力。而在思想文化领域，近些年来的传统复兴无疑也为这一理想的浮现，提供了深厚的动力与资源。其中，儒家因其数千年来的丰富积蕴而得以见证现代命运的一阳来复，也再次构成推动现代中国转型的一个活跃力量。这就牵涉到一个历史性的解释与评介问题，即如何面对现代转型伊始儒家所遭受的重创，或者说如何更为准确地认识儒家传统在现代转型中的相关性及其价值地位。 　　古今相维下的以中化西 　　这个历史性的问题，又何尝不是现代中国之自我理解的题中之义？概因现代中国的发端，若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始，恰恰是要在打倒孔家店的前提下来实现民主与科学。儒家传统，在这种不破不立的心智中，是封建专制的代言人，是吃人礼教的化身。现代中国的道路逻辑，按此必然陷入一种反题的绝境，必先摧毁传统而后能有一线生机，必先反噬自身才可超英赶美、凤凰涅。 　　近百年的曲折颠沛，已经证明这种现代立国的心智只能引发不断恶化的激进狂潮，实不足取。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真正走出上述反题绝境？如何深入反思其背后的唯理主义与建构论乌托邦迷思？在我看来，重新认识儒家，重新认识中国传统中的儒家及其现代启示，才能帮助我们真正生发出一种健全的现代视野，并形成稳定而积极的现代自我理解。 　　这方面，我想提出两个方法论意义上的主张，即“以中化西”与“古今相维”。这当然不是我的发明，如陈寅恪先生已经指出，未来文明的新造一定是一方面以中国原有文明为本位，另一面积极吸收外来因子。这当然也不是陈先生的孤诣，而是依据历史传统中道家、新儒学之既???经验而提炼出来的文明演进基调。 　　以中国文明为本，而开放吸收外来文明因子，比较妥贴的说法可以是“以中化西”。无论是秩序法度上的外来创制，抑或文明精神上的异国风情，如果要实现在现代中国的成功移植，都要真正进入到尊重原有传统的实践转化中。在充分尊重中国文明主体性的前提下，这种转化才有可能推进这一文明的新生转进，并为人类文明创发一个新的境界。 　　古今相维是另一个重要维度。现代国人在这方面的最大问题，表现出可怕的自负与骄傲，以一种进步论的目光审视先人故国。儒家传统则不然，孔子经由对三代文明的总结提出的因革损益思维，深刻塑造了中国的政治传统精神。这使中国文明的演进，能够维系礼俗道德的相对延续，有效包纳古典革命的震荡，并形成礼法传统的因革改进。“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正是体现出儒家在古今宪制之间相维而成的高超智慧。 　　现代性变迁的主题： 　　竞争性国家格局与公共秩序聚合 　　古今相维与以中化西之间，前者是后者的关键前提。没有古今相维，以中化西所依托的文明主体性必成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健全的现代理解与导引也必将落空。比如我们常常将西方民族国家与自由个体为本的秩序形成，作为进入现代世界的标准，因而有各种比附式的论断：如把秦朝的建立作为现代体制中国之肇端、把宋代作为中国民族主义自觉意识的近源，或把明代阳明学看作现代中国心灵之萌动。 　　在比较文明的意义上，这些尝试性论断未必全无价值。然而，对于真正重要的中国文明特征，往往易流于皮相之论。比如就中国文明的体量来说，恰恰是一个长期游弋于天下与国家之间的超级洲域性政治体；而这一体量的精神构成，又非城邦、民族国家抑或帝国等等西式单位所能道明。这个体量与精神构成的要道，与儒家传统赋予我们的自我理解密不可分。 　　处于天下--国家之间的中国文明，自宋以来身处的地缘与世界格局，已非三代、汉唐之世界可比。这表现在华夏主体文明之外的族群逐渐获得较高的文明成长能力，依赖其独特的地方知识，甚或吸收华夏文明的经验智慧，成为中原政权的强劲对手。从天无二主，渐变为天子并立。与宋长期并立的辽、西夏和金，非匈奴、五胡、突厥可比，在文明动力、创制立法和军事竞争力上，俱可与中原政权分庭抗礼。而在这一显性竞争格局下，还有另一重更为深刻、绵延的文明冲击，前有佛教精神秩序，后有耶教与科技文明，后者在晚清更引出欧风美雨代表的现代西方秩序，将现代性变迁带来的格局挑战升级至顶峰。 　　近世中国所孕育的现代性变迁主题，它与儒家中国的传统相互塑造，也成为晚清以降现代转型最为切近的历史视野。所谓现代性变迁的主题，主要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中国所身处的愈来愈具备竞争性乃至压迫性的区域与世界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