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海派话剧市场意识.docVIP

略论海派话剧市场意识 　　一 　　中国话剧诞生于上海，这是上海对中国现代文化的一大贡献。1907年，由中国留日学生李叔同等人在东京以春柳社的名义演出了话剧《茶花女》第三幕和改编剧《黑奴吁天录》，同年10月，上海的王钟声等人以春阳社的名义演出了改编话剧《黑奴吁天录》，这一年被话剧史家认定为中国话剧诞生之年。实际上，上海的话剧演剧活动早在19世纪末就已经开始，上海的西方侨民自组话剧团，并建造专演话剧的新式剧场A·D·C剧场（兰心戏院），经常于此上演话剧剧目。（图片1）除此之外，上海圣约翰书院、育才学堂、南洋公学等学校的学生演剧也很活跃，上演《官场丑史》（1899）、《六君子》（1900）和《张汶祥刺马》（1903）等时事新戏，随着新剧社会化的逐渐深入，新剧的社会影响也不断扩大。 　　20世纪初的上海已是一个大都市和国际化的商业中心，时尚和新潮往往是大都市的应有景观，话剧因其新而取得生存的机会，正如郑逸梅先生所说的，“在新剧倡始时期，有人把新剧称之为‘文明戏’。他们以为，没有吹打的结婚，称文明结婚，那么，没有吹打的戏剧，当然应该称文明戏。因为在辛亥革命当时，凡社会上的一切新事物，往往都冠以‘改良’和‘文明’二字。”[1]然而，当时上海的一些新剧家，对话剧之新的理解还是比较表面化的，著名的新剧演员汪优游在观看了《官场丑史》后说道：“这种穿时装的新剧，既无唱工，又无做工”，[2]不必下功夫去练习，就能上台表演，自信也能演出。早期话剧采用幕表制表演方式，表演上的松散和随意性是十分常见的。但是，由于其为新剧、文明戏，从戏剧审美和观众欣赏角度来说，确实迥异于传统京剧等戏曲形式，所以，新剧职业化、市场化的问题就进入新剧家的议事日程了。 　　1910年11月，任天知组建了进化团，它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第一个话剧职业剧团”[3]，进化团在辛亥革命前后接连推出鼓吹革命的《共和万岁》、《黄金赤血》等新剧目，同时走出上海进行巡演，影响遍及长江两岸，把话剧适宜表现现代生活和宣传新思想的特征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进化团采用幕表制的演剧方式，角色分类、分派制，同时为了配合政治宣传，还创造出一种“言论派”的角色，如“言论正生”、“言论正旦”等，但是这种十分松散、随意的表演却恰恰适合于政治宣传鼓动，因而在革命高潮时期，观众如云，话剧市场十分可观。然而，辛亥革命后，政治宣传受到抑制，进化团的职业化就维持不下去了，并于1912年9月解散。 　　1913年2月，郑正秋成立了新民新剧研究所。他原本带一批文明戏演员拍摄电影，因欧战爆发胶片供应不上，只能停工。为了这批演员的生存，很快开始排演由他编剧的新剧《恶家庭》，结果大获成功，开创了有文明戏以来最高的票房。新民社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性剧团，新民社的成功，一时商业资本趋之若骛，这就促成了始于1914年的文明戏的“甲寅中兴”。当时剧团林立，剧目繁多，如《木兰从军》、《黑籍冤魂》、《梅花落》、《儿女英雄》、《张汶祥刺马》、《空谷幽兰》、《恶嫂嫂》、《三雌老虎》、《三笑姻缘》等，（图片2）其中民鸣社的连台本戏《西太后》（1915），耗资数千，演员多达百余人，场面宏大，舞台布景精致华贵，当时观众如云，轰动上海滩。然而，这一时期文明戏的表演仍然是幕表制的方式，话剧艺术水准相比进化团时期也无实质性的提高，新剧一时的繁荣，反而加剧了恶性竞争，演出日趋低俗，及至1917年前后偃旗息鼓，为市场所抛弃。 　　对于早期话剧的衰落，历来的观点都认为早期话剧商业化是一个主因，商业资本的逐利性和竞争性，导致早期话剧以低级、庸俗的手段来招徕观众，文明戏不文明，无疑是自断后路。然而，从今天来看，上海话剧走市场化发展之路，是一种必然的选择。首先，话剧在上海的诞生及其发展，是一种民间行为，这一点跟新兴的沪剧、越剧一样。但是，也有不一样的，话剧萌芽于学生演剧，话剧的艺术渊源来自西方而非传统戏曲，这就为话剧赢得了新文化的象征，如果仅就生存而言，话剧是没有问题的。事实上，上海的学生演剧始终没有停息过，然而，话剧要实现职业化，像传统戏曲那样在剧院进行常规演出，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大上海，除了市场化，没有其他途径可言。对于热爱话剧并愿意终身从事话剧的人来说，没有比职业化更让他们动心的。所以，市场化、商业化的动机，并非都是为了赢利，更多的是为了生存。其次，商业化、市场化是海派文化的普遍性特征，鲁迅曾经在《京派和海派》一文中指出：“北京是明清的首都，上海乃各国的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4]因此，话剧在上海发展而“近商”，是很自然的。再次，主导“甲寅中兴”的郑正秋、经营三、张石川、周剑云等人，也是中国电影的创业者，他们只是在电影暂时陷于停顿时来话剧界闯荡一番，他们对剧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