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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峁人面纹琮式玉镯介绍及其相关问题探讨 　　2013年6月中旬在榆林市举办的“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研讨会”上，收藏家胡文高先生带来了八十件藏品以供与会者观摩，引起了各位专家学者、与会嘉宾们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其间最为引人瞩目的则是一件琮式玉镯，据胡先生本人称，这件玉器是他由石峁遗址征集而来。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公诸于世的诸多所谓石峁玉器中有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不是经过正式考古发掘所得，本件器物也不例外。不过从器型、玉质、打磨方式等方面综合观察来看，该器划入石峁玉器范围之类也无不可，故在没有进一步资料出现之前，本文暂将其划入石峁玉器之列。 　　该琮式玉镯整体呈圆形，但不甚规整，表面打磨光洁，内外没有切割毛茬可寻；内壁较圆，明显为管钻掏心，外壁圆中略方，应为方形玉胚切削打磨而成，致使该器四周内外壁之间厚薄不均，大约0.4厘米左右；高约1.5厘米左右，其整体直径约7.5厘米左右；由于上下平面的直径略有出入，上大下小，故而整器纵切面略呈倒梯形；青白玉质，多处有淡黄色沁，故整体光色略泛黄，局部有鸡骨白沁，内壁有近三分之一处有土沁和植物根沁（图1、图2）；其外壁四个略方形转角处刻有类似良渚文化的兽面纹和条形卷云纹组合四组，每组纹饰之间以一道宽约1厘米左右的削地凹槽带间隔，整个纹饰刻划得浅淡而纤细，多处现已模糊不清，若不借助工具细看是很难辨清纹饰内容的。每组纹饰均以三条阴刻直线将外壁划为上下两个纹饰区，靠近上下边缘处的两条线刻划较深，劲利而流畅，但不甚严谨，有歧出现象，且与上下边缘并不平行，辨其痕迹，应为绳切。上部纹饰区刻一兽面纹，眼形为杏眼，由上下两道弧线对接而成，眼中有圆形瞳孔，管钻而成，直径不足0.2厘米，两眼之间为一阳起条形带，四角圆转；下部纹饰为一道以卷云纹为主体的伴以成组直线和弧线的阴线刻条形带，宽约0.2厘米左右，长度贯穿该组纹饰区，线条浅淡柔和，且较为顺畅（图3、图4）。 　　正是由于该琮式玉镯与良渚玉琮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且同样也琢刻有与良渚兽面纹类似的纹饰，所以引起了与会专家学者们的关注。会下讨论期间多数专家学者一致认定该琮式玉镯应该是由一件完整的良渚玉琮切割改制而成，并确认这是石峁文化受良渚文化影响的一件有力证据。同时他们还确认这批玉器中的另外一件琮式玉镯也是由良渚文化玉镯改制而成的，这件玉镯的外侧面管钻有八个圆形眼状纹饰，浅淡而简洁，如果没有良渚文化兽面纹作为前导，我们是很难将它与兽面纹联系起来的（图5、图6、图7）。当然，这一观点只是与会专家学者们的一些会下讨论结果，目前并未见到成文公诸于世。但是本次与会的专家学者多数都是在三代之前玉器方面研究的文博专家，或者是史前考古发掘第一线的考古专家，自然对于这一观点的定性意义当是非同小可。追本溯源，学术界关于陕北出土玉器（包括延安芦山峁出土和征集的一批玉器）中某些器物来源于东方或东南方诸文化等相关观点早已做出了诸多的探讨，诸如日本的林巳奈夫、美国的巫鸿、台湾的邓淑萍、大陆的杨建芳等。其中邓淑萍先生在1998年撰写的《晋、陕出土东夷系玉器的启示》一文中，就将石峁出土的那件著名的侧面玉人头像（图8）归属到了东夷系玉器当中，在该文的“启示3”的结尾部分作者甚至认为“石峁玉神祖像，或也是石家河玉器中较晚的作品”。当然，对于上述观点的对与错并不在本文讨论的问题范围之内，笔者在此之所以将其引述出来，只是为了说明目前学术界已经存在的一种思想倾向，而笔者认为这种思想倾向可能是影响本次与会专家学者们对这件琮式玉镯本源轻下断言的根源所在。另外，通过正式发掘所得以及征集所得的石峁玉器中，大多器型薄而光洁，绝少有纹饰出现者，因此这件纹饰精美的琮式玉镯的出现，在没有标准器的参考之下，令平时治学严谨的专家学者们的思维偏向“外来改制”说，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本文接下来所要讨论的问题是该件琮式玉镯是否由良渚玉琮切削改制而成。首先从纹饰特征上来加以比较分析。从纹饰特征来看，该琮式玉镯的人面纹中似乎是鼻梁的横条带和两个圆形的眼睛组合和条形带中的卷云纹与直线、弧线形成的组合纹饰，与良渚文化的兽面纹及其内部填充纹饰确有几分相像之处（图9），但是如果仔细比较的话，它们之间还是具有显著的区别的，主要是在纹饰的组合方式上。在良渚文化的兽面纹中，在表现复杂眼睛时往往两眼之间有一条形带相连接（图10），在表现简单眼睛（所谓简单眼睛即只有眼眶和瞳孔两部分的简单线条组合或者只有一个圆形的眼珠）时往往略去两眼之间相连接的条形带，这就形成了只有上部两个分立的眼睛和眼睛下部条形嘴组合而成的一组简单的兽面纹（图11）。而石峁这件琮式玉镯的兽面纹在两只简单的眼睛之间，有一条并不相连的条形带，其下部却没有表示嘴的那道条形带（图12），这种组合方式笔者在大量的良渚文化出土玉器中目前还未发现一件。也许观察仔细者会问，该人面像下方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