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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官修制度发展与新方志编修 　　方志是地方志书的总称，是系统记载各地自然和社会，或某一项、某一范围的资料性文献，信息量大，堪补史书之阙，且具有存史资治、利国益民的功能，历来被视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方志编修源远流长，名称繁多，按其记述内容，可分综合性、专业性两大类。综合性方志是按地域范围记述，可分为全国性的总志（即一统志）、省志、府志、州志、县志、卫所志、土司志、盐井志、边关志、乡镇志等。专业性的方志是专门记载某一事项或某一范围内事物的方志。如记述名山的称“山志”，记述水体及水利的称“水志”，记述物产的称为“方物志”，记述风土人情的为“风土志”，记载名寺、古刹的为“寺观志”，记载金石碑刻的为“金石志”，记载风景名胜的为“名胜志”，记载园林花木的“园林志”和“花木志”，记载第宅民居的为“第宅志”，记载历史人物的为“人物志”，记载历史文献、邑人著述的为“艺文志”，等等。明代开始还有比较成熟的部门志、中央机构志即官署志的编修。从现存资料来看，南京许多衙门编修了志书，如《南京翰林院志》《南京锦衣卫志》《南京詹事府志》《南京吏部志》《南京户部志》《南京鸿胪寺志》《南京太常寺志》《南京钦天监志》《南枢志》《南京刑部志》《南京工部志》《南京都察院志》《留台杂记》《南京大理寺志》《南京上林苑志》《龙江船厂志》等，几乎涉及所有主要衙门机构。如嘉靖年间南京太仆寺为修寺志，征集文献，还专门发布《纂修寺志公移》，并载入《南京太仆寺志》卷首，要求各级相关官员遵照所开列条款，逐一备查，详造书册，涉及文献收录的范围就达十项之多。历史上府州县为纂修方志而发布檄文的不少，但多未被完整地保留下来。而南京太仆寺为修一部志书，通过有关机构而专门发布檄文且较为完整地保留下来，并不多见，由之反映出明代官署志与其他志书的区别和特色。从南京官署志的内容来看，主要记载了各官署的职事沿革与变化，反映了明朝的社会现实，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明代这种官署志的编修，为之后的部门志、专业志编纂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到清代民国时期，这种专门性的志书仍有编修，如清代的《升平署志》《江防志》等。 　　一、方志官修制度的确立与发展 　　中国地方志有悠久的历史，而且代代相传，定期编修，这与历朝历代政府的提倡是分不开的，尤其是隋唐以来官修制度的确立，对方志的编修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隋炀帝大业年间，曾下令各郡采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与尚书省。唐代皇帝下诏，令全国各州府每三年（一度改为五年）一造图经，送尚书省兵部职方，之后成为一种经常制度。在中央政府的倡导下，当朝许多史官、名臣都亲自撰写方志。如纂修唐代第一部地理总志――《括地志》（五百五十卷）的作者就是唐太宗的第四子李泰，唐代全国性总志代表作――《元和郡县图志》的作者就是两任宰相李吉甫。隋唐时期方志的主要形式是图经，可以说是遍及全国，连边远州县也不例外。如敦煌发现的唐人图经有《沙州图经》《沙州都督府图经》《西州图经》等。 　　到了宋代，方志编纂大有发展。经过五代十国的长期动乱，国家典籍沦亡殆尽。为了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北宋政权建立后，对包括地方志书在内的文化典籍的征集和编纂特别重视。它承袭了唐代三年一造图经的制度，三令五申，命天下州郡编造图经纂修志书。到北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朝廷还设置了中央修志机构――九域图志局，成为官方设局修志的开始。元代修志传统仍未中断，元世祖曾下令纂修全国一统志，前后用了二十八年的时间纂辑成《大元大一统志》七百七十五卷，后增为一千三百卷，成为官修总志的蓝本。而且《大元大一统志?凡例》的制定，成为官修方志第一部修志凡例。 　　明承元后，方志编纂更为兴盛，从中央到地方都极为重视。明朝开国之初即着手纂修方志，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命儒臣魏俊民、黄?、刘俨、丁凤等人，类编天下州郡地理形势降附始末，十二月成书，这是明代第一部地理总志――《大明志书》。洪武十七年（1384）又编《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书》二十四卷，记述郡县建置沿革。洪武二十七年（1394），又诏修《寰宇通衢书》，专载全国交通水马驿程。为了划一规格体例，永乐十年（1412）颁布了《修志凡例》十六则，规定志书内容应包括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池、里至、山川、坊郭、乡镇、土产、贡赋、风俗、形势、户口、学校、军卫、廨舍、寺观、祠庙、桥梁、宦绩、仙释、杂志、诗文等二十四类，以及各类目编写的原则，这是政府制定的最早的修志凡例。永乐十六年（1418），再次颁降《纂修志书凡例》二十一条，并诏修天下郡县志书，命行在户部尚书夏原吉、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右庶子杨荣、翰林学士兼右谕德金幼孜总之，仍命礼部遣官遍诣郡县博采事迹及旧志书，迄未成书。其后，各地所修志书皆以之为准绳，体例渐趋一致。景泰年间，明代宗朱祁钰下令纂修《寰宇通志》，景泰七年（1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