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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色》在爱与勇气中寻找回来世界 　　[摘 要] 1985年上映的影片《紫色》改编自美国黑人女作家艾丽丝·沃克的同名小说。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将艾丽丝笔下这一遭受苦难命运的女性及其抗争过程以动态、多彩的视听语言真实生动地展现在观众面前，使人们与茜莉再一次共同经历了命运的沉浮与情感的跌宕，获得了新的审美体验。影片不但向观众讲述了茜莉自我意识觉醒的过程，也揭示了女性获得人格平等独立与尊严的现实途径。本文从这两方面出发，探讨了影片《紫色》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 《紫色》；女性自我意识；人格独立；爱；勇气 　　1985年上映的影片《紫色》改编自美国黑人女作家艾丽丝·沃克出版于1982年的同名小说。20世纪初的美国，虽然奴隶制的废除已过去近半个世纪，但黑人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仍极其低下，她们承受着种族歧视与男性父权制的双重压迫。影片主人公的故事正是发生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黑人女性茜莉少时便备受继父欺凌，年仅14岁生下两个孩子。结婚之后，茜莉不但以稚嫩的肩膀操持所有家务，还要忍受丈夫的辱骂与拳脚。没有尊严与自我的茜莉甚至没有收留妹妹蒂娜在家中的权力。幸运的是，茜莉遇到好友莎格后，其主体意识逐渐复苏，经过内心剧烈的挣扎与斗争，终于走出了犹如牢狱般的家庭，开始了自食其力的崭新生活，并终于与妹妹和亲生儿女团聚。影片不但向观众讲述了茜莉自我意识觉醒的过程，也揭示了女性获得人格平等独立与尊严的现实途径。本文从这两方面出发，探讨了影片《紫色》的艺术魅力。 　　一 　　影片中的茜莉并不是一个天生对不公命运具有反抗意识的女性，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弱者，其个体意识的觉醒体现为一个缓慢的过程。导演首先向观众展现了女人公遭受压迫与欺凌的现实命运。影片伊始，出现在画面中的是一片盛开着紫色野花的原野，茜莉与妹妹蒂娜在广袤无垠的天地里愉快奔跑、玩耍。她有着活泼的天性，对未来的生活懵懂无知。影片开篇的这一处理，既表明了茜莉与妹妹之间的深厚情谊，也与其后的不幸命运形成了鲜明对照。因为这样幸福的瞬间是极其短暂的，当男性出现在她们的生活中时，犹如一个巨大的阴影，遮挡住一切的光与温度，所有美景都徒然褪去。茜莉在此后的岁月中，只能凭借对这些瞬间的美好回忆，度过一个个暗淡无光的日子。 　　在男性眼中，女人只是没有任何感受的生活工具，是男性的奴隶与附属品。年仅14岁便生下了继父的一双儿女。当继父决定将她嫁给丧妻的黑人亚伯特时，甚至让茜莉像被挑选的牲口一样在亚伯特面前转一圈。而对未来命运毫无知晓的茜莉还一边吃着苹果，一边向窗内的妹妹蒂娜做着鬼脸。当她跟随这个陌生男人来到自己的新家后，这个命运的转折不但没有让茜莉的生活有所好转，反而变得更加黯淡与凄苦。在这些段落中，影片对女主人公形象的刻画经常采用俯拍的角度，展现出人物弱小、卑微的地位。并且，斯皮尔伯格通过对光影的巧妙运用不但很好衔接了主人公从少年向青年时代的时间跨越，也向观众表明了茜莉多年苍白、孤独与苦难的生活。茜莉在人生最美妙的时光中，只能靠阅读妹妹留给她的《雾都孤儿》来排遣内心的压抑与对妹妹的思念。墙壁上映着茜莉坐在凳子上捧书阅读的影子。“奥利佛成了系统下背叛与欺骗的牺牲品。”茜莉声音由啜泣、断续的童声转变为连贯的、成熟的女性声音。当镜头再一次切换回墙壁上的影子，应着亚伯特的喊叫，从房间里走出的茜莉，其面孔已经转变为一个成年女性。她已习惯了与亚伯特之间命令与服从的两性关系，“是的，先生”是其生活中使用最频繁的话语。 　　正如法国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其作品《第二性》中所言，“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1]。茜莉长期生活在男人强权的社会环境中，对男权社会的道德宗法观念虽然不满，但却是基本屈从的。妹妹告诉茜莉“别让他们爬到你头上，让他们知道是谁在掌控”，“你必须要争取”。但茜莉却说“我不知道如何争取，我所知道的是要如何生存下去”。当亚伯特的儿子哈波取了野性十足的苏菲亚为妻后，亚伯特告诉儿子“老婆就像孩子，打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哈波转而问茜莉，得到的回答也是“打她”。可见，在长期的男权压制之下，两性家庭关系中的男尊女卑，男人对女人的绝对统治已经在茜莉的意识中固化了，成为这一“体系的牺牲品”。直到丈夫的情人莎格出现，处在闭塞生活中的茜莉才发现，原来女人也可以有不同的活法。莎格的美丽、洒脱与自由的生活方式不但使茜莉产生了强烈的羡慕与钦佩情感，更是唤醒了其自身的主体意识，[2]带给她改变命运的契机。 　　莎格对茜莉的“启蒙”使其发生了两方面的转变，一是从男性视角来看待自己转向女性的视角，二是从自我否定转向自我的肯定。在男性眼里无论是继父，还是丈夫，茜莉都只是一无事处的。“茜莉，你的笑容是全世界最丑的”。“你又丑又瘦，体型可笑”，“若不是我死了老婆，房子疏于照料，没人会疯到要娶你”。可见，以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