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烈火红岩》中江姐形象嬗变及其原因.doc

论《烈火红岩》中江姐形象嬗变及其原因 　　[摘 要] 《烈火红岩》中江姐的形象和以往银幕形象有了较大的改变。影片在真实反映江姐英雄事迹的同时，首先还原了江姐作为一个女人、一个妻子、一位母亲的身份，塑造了一个外表柔弱、内心坚强的女人形象。首先是一个普通女人，有自己细腻的感情生活，其次才是一个投身革命事业、具有坚贞信仰的革命者，为观众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性化江姐。这样的转变，与新的历史资料的披露、导演编剧审美倾向、演员自身的理解与演绎及受众等有直接的联系。 　　[关键词] 《烈火红岩》；江姐；服饰；受众 　　“红岩”英烈的忠贞不朽影响了无数人，《红岩》《在烈火中永生》等成为几代人的精神支柱。随着“红岩”原著以及由原著改编的影视剧的出版和传播，“江姐”的形象更是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经典形象。 　　“电影不是仅就一个主题展开的，而是基于某些原因和为了产生某种意义而对该主题的一种特定诠释……历史上任何一部电影，不管它表现的是家庭、战争还是种族冲突，它们被表现的方式以及以这种方式来表现的原因，则各不相同。”①所以，尽管都是表现“红岩”精神，但《江姐》《在烈火中永生》《烈火红岩》等表现的侧重点和表现方式各不相同。和以往的反映江姐故事的影视剧不同，《烈火红岩》在真实反映江姐英雄事迹的同时，首先还原了江姐作为一个女人、一个妻子、一位母亲的身份，塑造了一个外表柔弱、内心坚强的女人形象。首先是一个普通女人，有自己细腻的感情生活，其次才是一个投身革命事业、具有坚贞信仰的革命者，为观众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性化江姐。 　　在《烈火红岩》中，服饰道具的运用对江姐形象的塑造起了重要的作用。 　　服饰与情感：《烈火红岩》中江姐形象的嬗变 　　玛里琳·霍恩曾经说过：“服饰是人的第二皮肤。”服装和道具是角色综合的视觉传达媒介，服装的作用不仅仅是单纯地给角色造型包裹上一层程式化的外表，人类对它的期许不只是停在蔽体保暖的功能上，同样肩负着解读典型形象、社会背景、性格特征、身份地位、精神面貌等诸多因素的使命。《烈火红岩》中的服装道具也为强化人物身份的要素之一，不同的服装揭示着不同的角色的属性，甚至成为推动剧情发展的重要因素。 　　亲手编织的灰色毛衣，显示了作为妻子对丈夫的伉俪深情。 　　《烈火红岩》中没有直接描写夫妻二人共同生活的情节，表现夫妻二人情深义重的媒介主要是江姐亲手编织的那一件灰色毛衣。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女性为男性编织毛衣或围巾便是爱情的一种象征。《烈火红岩》首先把江姐放在一个普通女性的角度，她也会通过编织毛衣来寄托表达对丈夫的深情和思念。革命工作很艰苦很累，但在工作之余的深夜，她仍不知疲倦地编织着代表她心意的毛衣，不时露出幸福的笑容。得知组织派她送药品到华蓥山时，即将要和老彭见面时，流露出欣喜与羞涩的笑容。当晚，便抓紧织完毛衣，抱着毛衣想象着和老彭见面的情景，脸上挂着幸福的微笑，非常温馨和温暖人心。丈夫被杀后抱着毛衣长跪不起，悲痛欲绝。在影片中，这件灰色毛衣没有起到传统的蔽体保暖作用，而是江姐和彭咏梧情感的象征物。 　　《烈火红岩》中最经典的服装道具便是江姐的红毛衣，不仅是江、彭二人的情感见证，更是鲜血与革命精神的象征。 　　红毛衣，不仅具有视觉上的美感，还承载有其他功能。如江姐在受严刑拷打之前脱下毛衣叠好，导演通过对红色毛衣的处理方式来强调其关系中令人不安的高潮部分。红色暗示暴力和激情，本来是一场血腥令人发指的严刑拷打，影片却把画面的焦点集中在从容不迫叠毛衣的慢动作或细节，是对敌人的公然挑衅。此外，临刑之前其他衣服都送人了惟一想穿着红毛衣（并解释了对红毛衣格外钟情的原因是跟丈夫结婚的时候穿的就是这件红毛衣），岸秀帮着穿、补红毛衣的细节，穿着红毛衣抱抱小卓娅，和许建业相互搀扶着告别狱友，临行前和杜阴山的对话等情节，红毛衣都非常醒目。颜色在影片中被赋予了生命，是革命激情的象征，也是对未来希望的象征。红色毛衣，和鲜血颜色一致，好像红色本身就是生命，革命者的鲜血不是死亡的终结，而是意味着生命的重生，正如江姐所说：“我们的事业，将会在这场杀戮后如朝阳般重新开始。我们的子孙，将会生活在这片灿烂的阳光下。”② 　　三次离别，衣服承载了慈母的无边的母爱。 　　江姐除了是一个革命工作者，作为女性，她同时扮演着一个妻子和一个母亲的角色。《烈火红岩》中描写她和儿子的篇幅不多，主要是通过三次与儿子的离别展现她作为母亲对儿子离别的不舍与牵挂以及对儿子无边的母爱。 　　第一次与儿子的分别是江姐在上华蓥山送药品的时候，为了工作和安全的需要不能带孩子一起去，只有托楚云霞、刘国扬照顾。影片描写江姐整理衣物带过去，并拿着儿子衣服对楚云霞交代的细节：孩子不要太娇惯，如果哭闹的话不要把他立刻抱起来，不然会越哭越凶。只有母亲才会如此细心周到，才会如此了解儿子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