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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与古希腊雕塑当代审美启示 　　战国时代（BC476～BC220）与古希腊时期（BC490～BC300）是“轴心时代”中西方雕塑的形成期。战国雕塑突破了前代艺术神秘、威严的桎梏，使作为依附功能的装饰雕塑逐渐过渡到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雕塑。无论是空间处理、材料选择，还是形体语言皆显示出较明确的雕塑语言特征；古希腊雕塑经过两百多年的努力，在超越古埃及艺术上取得惊人成就，尤其是古典时期以具体形象与理想化结合，创造出审美的典范。二者由此而来的审美差异极大地影响了后世中西方雕塑造型发展，正如德国哲学家卡尔· 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评价的“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新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一样，在当代中国，研究战国时代与古希腊时期的雕塑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指导意义。 　　一、气象飞动的战国雕塑 　　“礼崩乐坏”的战国时代给中国古代圣贤提供了广阔的社会背景。诸子“仰观象于天，俯则取法于地”著书立说，使社会呈现“百家争鸣”的面貌，这是个激昂的南北并存时代，与此相应的中国美学命题深深地蕴含在那影响深远的哲学里，也影射在诸如《周易》、《吕氏春秋》及楚辞之中。因此，尽管没有美学专著，作为中国审美发端之一的战国时代的美学依然丰富纷杂。若是孔孟老庄一一列举、文献诗辞篇篇解读，实属杂乱而乏一主线，固而本文拟重点从三点阐释战国楚汉并存、气象飞动的美学特征并探讨基于此之上雕塑成形的必然性。 　　第一，强调“阴阳协调”、直指“平衡”。“阴阳”是借阴阳家术语，此处意思是泛指事物的两极，如虚实、有无等。诸子学说中关于此论说较多，最能体现得莫过于《老子》：“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1]“有无”、“难易”、“长短”、“高下”即是“阴阳”。在老子看来，只有这样才能“生、成、形、倾”阴阳协调才能平衡。他举一例解释“有无相生”的道理，“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车轮、脸盆、房间中“无”——空，才能“用”——转动、盛物、住人。只???达到平衡，世界万物才能存在而生生不息。孔子讲，“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2]。在他看来，一个君子是文——外在文饰与质——内在品质的平衡，否则即是或野或史，试想在那个纷争不平的年代，“文质彬彬”具有何等分量。孔子另一典型理论是关于“和”的审美取向：《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3]，它尽管来源于音域启发，强调的却是为建立一个正统之礼来规范人生之行为，进而为社会统治借以秩序，但这个“和”仍不失中国审美重要命题，其实质依然是在一个“度”之下的阴阳平衡。 　　所以说，无论老子“虚实有无”之说，还是孔子的“文质”说、“和”之论其目的指向共同一点：在阴阳两极之中达到一个平衡。唯有在此之上统一，事物才得以存在，世界才能维持其秩序，社会才能有正常而合理的规范。由此，处在这个审美之上的战国雕塑的动静相依，强弱、曲直、方圆造像，并在自身的空间中达到平衡的方式是极其自然的。单看某个形体不合理，但通体的协调却是战国雕塑的客观呈现。换言之，这种形体就是战国趋向平衡审美的一个直观反映。 　　第二，尚大，趋向永恒。所谓大是指以自然宇宙为参照并与之融合，由此达到永恒的境界。它无意于实际大小，其实质在于与天地相合的状态。孔子在赞扬尧时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大，唯尧则之”[4]把他的形象比作天。对于“智者乐水，仁者乐山”[5]的经典审美命题长期以来或以自然美注释[6]或以道德范畴论述 [7]，本文认为其意义在于：智者、仁者所乐并非山水之物，而在于与山水天地融合。因为“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动静在当时是哲学概念，也是事物的两极；“乐”是秩序（孔子的乐为礼），“寿”是时间。在刘向在《说苑· 杂言》中解释：“智者乐水”以“通润天地之间”，“仁者乐山”以“出云风通气于天地之间，国家以成”[8]。所以，孔子所谓“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无非是在与天地共融达到永恒。如果说孔子审美还带道德约束，那么老庄之说更具彻底意义，“大”在老子理论就是“道”。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无名，天地始，有名，万物母”[9]，“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0]由“自然—道—天—地—人”、“无—有”这两个派生关系可知，要想获永恒或大，只有与自然融合，在“无”中才可行。《管子》更进一步推出宇宙永恒不变的是“气”，“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他进而指出气无处不在。天论是天上，大海，山都充满了气。“气道及生”一句点明天地万物生生不息根据所在。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战国诸子为社会合理秩序著书立说，其共同点是以自然宇宙的运行为终极依据。也就是说，把大而永恒的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