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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阐释学视阈下译者文化过滤 　　[摘要] 跨文化语境下的译者研究是新时期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翻译是一种复杂的跨文化交际行为，由于文化的异质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得不对原语的文化进行挪用、改造与同化。伽达默尔的“理解的历史性原则”与“视界融合”的观点为译者的文化阐释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译者的文化过滤行为不仅体现在对译本对象的选择上，而且更多地体现在翻译过程中。文学翻译中译者的文化过滤的现象更为突出，这种过滤现象从意象、内容以及形式等各方面都有明显的表现。 　　[关键词] 理解的历史性；视界融合；文化过滤；意识操控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3）04-0075-05 　　阐释学自产生之日起就与翻译结下了不解之缘。阐释学关注的根本问题是理解和解释问题，其根本任务是探索理解和解释的本质， 而理解和解释也是翻译过程的重要环节，是译者抓住文本意义的重要先决条件。解释的过程富有主观性，因而文本意义的生成是动态的。作为西方现代阐释学的代表，伽达默尔提出了理解的对话模式，认为译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是“我—你”之间的“生命伙伴关系”，两者不断地进行对话，提出并回答各自的问题。正是在问答的过程中，两者就同一主题——文本的意义达成了共识，达成了相互理解，译者就完成了对文本的翻译。同时，伽达默尔又指出：“在对某一文本进行翻译的时候，不管翻译者如何力图进入原作者的思想感情或是设身处地地把自己想象为原作者，翻译都不可能纯粹是作者原始心理过程的重新唤起，而是对文本的再创造，而这种再创造乃受到对文本内容的理解的引导。”.[1]这就是说，既然翻译是对文本的解释与再创造，就难免有异解、误解以致曲解；既然翻译是一种突出重点的活动，就难免有省略、忽略以致放弃，在没有对等译语时尤其如此。现代阐释学的观点对当今的译学研究具有多方面的借鉴意义，其“理解的历史性原则”与“视界融合”的观点为探讨文学翻译中译者的文化过滤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持。 　　一、“理解的历史性”与“视界融合”的原则 　　“理解的历史性”与“视界融合”是现代阐释学的重大原则。伽达默尔指出，理解是以历史性的方式存在的，无论是理解的主体——理解者，还是理解的客体——文本，都是历史地存在的，因此，翻译中译者的偏见不可避免。但是偏见并非都是消极性的，译者偏见的存在直接导致同一文本在不同时代的译本必然存在多维差异。“视界融合”的观点认为理解者和文本都各自具有自己的视界。视界是理解的起点、角度和可能的前景。文本总是含有作者原作的视界，而理解者具有现今的具体时代氛围中形成的视界。两种视界之间存在着各种差距，这种由时间间距和历史情景变化引起的差距，是任何理解者都无法消除的。解释者解读的目的是为了理解原作者的意图，而原作者创作的目的是为了被理解。为了将两者统一起来，伽达默尔提出了“视界融合”的原则，即在理解过程中，将两种视界交融在一起，从而使理解者和理解对象都超越原来的视界，达到一个全新的视界。这个更高、更新的视界既包含了作者和解释者的视界，又超越了这两个视界，从而给新的解释提供了可能。 　　“理解的历史性”与“视界融合”的原则揭示了翻译的本质。翻译是对文本的理解和解释，因此，翻译的过程就是解释者与文本进行对话的过程。在与文本的对话过程中，译者应该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尽力摒弃成见，在不断展开与升迁的理解能力范围中与原文本的意义域保持一种动态的历史对应，从而与文本达成“视界融合”。但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文本的历史性决定了文本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文化与历史、审美、民族心理、价值取向、道德观念以及宗教信仰都有根深蒂固的关系，具有相对稳定性，构成一个民族的文化模式和思维模式，因而翻译的文化移植很难做到。特定历史语境下的译者很难融入文本的文化语境。在翻译实践中，两种文化的差异导致语言和文化之间的透明互译是不存在的，词语的对应只是历史地、人为地建构起来的。译者视界和作者视界经常互相碰撞、排斥，结果译者免不了用译语文化归化、过滤原文文本。因此，翻译研究不仅要关注语言之间的差异问题，更要关注翻译的跨文化交际的目的。译者担负着跨文化交际的神圣使命，译者的文化身份和翻译过程中的文化过滤行为是新时期译学研究的重要部分。 　　二、译者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过滤 　　传统译论把忠实作为翻译标准，译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是从属关系——原作者拥有绝对的权威。“原著与译本、原作者与译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主从关系……文学翻译家的创作是在原著所给定的范围乃至路线中进行的，只许尽可能地遵循和贴近，不得随意偏离、自由放任。”.[2]也就是说，对原作者的意义的忠实成为译者最大的愿望与追求，译者没有权利依据自己的理解来解释文本，译者的任务就是复制原作者的意义。然而，在翻译中，尤其在文学翻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