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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知青》对“农民―知青”互助关系认识 　　摘 要：“农民-知青”间的互助关系很少被学者和作家关注，梁晓声的《知青》则弥补了这一空白，通过对《知青》中共同时代，共同生活，共同苦难下的“农民与知青”关系的探讨，阐释了农民与知青间的深厚友谊以及“人性美”的跨时代性。 　　关键词：农民；知青；互助；人性美 　　中图分类号：I0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1-0197-02 　　学者刘亚秋在《知青苦难与乡村城市间关系研究》一文中曾深刻认识到“就知青研究这个领域而言，知青与农民之间的互助以及彼此之间的生活认识，也应该是知青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1]然而，在知青文学创作和研究领域，对该问题的关注却甚是冷漠。《知青》这部作品在文学创作领域对该问题却做了可贵的探索。在作品中“农民-知青”被放置同一平台一共同的时代，共同的生活，共同的苦难，这些“共同”性因素凝成了农民―知青间的深厚友谊，他们互敬互爱、平等相处、相互教育、相互拯救。对于知青来说，乡村是他们的接纳之地、庇护之地、成长之地，而农民则是他们的家长、兄弟姐妹、朋友；对于农民来说，知青是改变落后面貌的拯救者，同时也是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兄弟姐妹和朋友。“农民-知青”的这种互助关系再现了历史的另一面，展示了特殊年代下人性人情的美与善。 　　一、互敬互爱，平等相处 　　作家李复奎在《难忘的知青岁月》中曾描述了他所亲历过的农民与下乡知青的关系：“好多次，走在长长的田埂上，不管知青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狭路相逢的农村社员，不管是挑担的，背背兜的，牵牛的或是其他扛东西的，不管身上负荷多重，都要老远就跳下田埂进行回避，给空手轻装的知青把路让出来。”[2]从这段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农民-知青”间的隔膜与距离。与李复奎的描述相反，梁晓声的《知青》将“知青-农民”混为一体，打成一片，他们相互尊敬、相互爱护，形同亲人，这里没有迫害，没有阶级，没有自卑和鄙视，有的是善与美的人性的沟通。 　　《知青》以陕北的“坡底村”、东北的“山东屯”为空间，展示了知青-农民间的相亲、相爱、???敬。 　　坡底村是一个严重缺水、十分贫困的乡村，但这种苦难没有扼杀掉村民的善良与淳朴，他们热情接纳了到这里插队的知青，待他们如自己的亲人、朋友。知青冯晓兰因父母关系而被划入“黑五类子女”，为此，她在接受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还要饱受批斗之辱。对此，坡底村人十分不满，他们叮嘱冯晓兰所寄住的王大伯家“晓兰住你家，你该庇护，那就得庇护点儿她。”[3]83而王大伯一家也确实如家长庇护自己的孩子一般去保护晓兰，为了制止知青们的批斗会，王大伯主动为冯晓兰挡驾，挡驾不成，便让儿子和女儿去解救晓兰，“小兰姐既然住我家，那就算我家一口人，欺负她等于欺负我们老王家。……”[3]87在王大伯一家和村人的保护下，冯晓兰作为一个无家可归的“黑五类子女”得以健康快乐地生活，就如冯晓兰自己说的：“坡底村等于是我的庇护所”[3]238。在坡底村人的爱护下，在这里插队的知青除了生活条件艰苦外，思想精神上却得以健康地生长，而没有被时代扭曲。与坡底村相映衬的“山东屯”，生活环境极其艰苦，严酷的寒冷和野兽的出没常会危及人的生命。但这里的人与坡底村的村民同样都是善良的，以梁喜喜支书为代表的村民没有歧视、欺辱在这里插队的知青，而是以东北人特有的粗犷去关爱他们。上海知青周萍一心渴望成为兵团战士，但资本家出身的她因成分不好，最终还是回到了“山东屯”做一名插队知青。面对这位迟来的知青，女支书梁喜喜不是虐待和惩罚，而是将饮泣的周萍揽在怀里，并安慰道：“从今以后，你就是我主要关怀的一名知青。谁欺负你，告诉我，看我不收拾他。”[3]213而周萍则感到慰藉地依偎在她的怀里。梁喜喜的关爱让失落的周萍找到了新生的动力，使她得以保持乐观善良的本性。知青郝昕想送给外婆一件毛背心，但因为没钱买不起毛线打算放弃时，梁喜喜说道：“不织，你外婆白有你这个外孙女了！我家还有两扎毛线，记着，明天到我家去取。颜色不一样，你织出来也会挺好看的。”[3]短短数语既包含了一个长辈对晚辈“孝道”的教育，同时也有着心理的安慰。梁喜喜作为特殊年代下的基层干部，虽然在思想意识中有一定的“极左”特征，但扭曲的政治意识并没有扼杀她作为一个女性，一个人所应有的善与仁爱，在她的关爱下，这些成分不好的知青与坡底村的知青一样都在健康地生长。与农民对知青的爱护相对应，知青们也用自己的行动去帮助、爱护那些关爱她们的村民们，知青冯晓兰、赵曙光等人主动去照顾孤寡老人韩奶奶，为其解闷、捶背和做生活护理，而赵曙光又临危受命做了坡底村的代理支书，他用自己的前途和生命做代价，为村人找活路，带领村人解决“饮水问题”和“吃饭问题”，知青武红兵同赵曙光一样，为了让村里有一台机器，不惜坐牢去偷汽油，最后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