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辩证法与实践哲学可能路径.docVIP

生产辩证法与实践哲学可能路径 　　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实践哲学的声音一直此起彼伏，若隐若现。不同研究者由于哲学旨趣、问题意识的差异，使实践哲学研究呈现出多种面相。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其清理“地基”的工作并未完成。本文试图以现代生产方式所涌现出来的重大时代问题为线索，反思并探究实践哲学发展的可能路径。 　　一、实践哲学的范式反思 　　我国学界关于实践哲学的研究，往往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问题。如果这一追溯的目的在于学术史的梳理和研究的话，那么无疑有其合理之处，但是如果着眼于思想的创造的话，那么这种做法就蕴含着一种误入歧途的危险。因为如果不满足于一种表层的相似，而是立足于深层次问题的实质的话，那么就应该注意到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和现代实践哲学的根本性差异。换言之，如果不是二者都带有“实践”二字的话，那么它们完全可以被视为不相关的两类问题而分别开来。从解决问题的视角来看，二者的联系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而且可能导致一定的遮蔽作用。这一论断的根据在笔者看来，现代视域中的实践哲学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必然与理论哲学相伴而行的。就像不能离开主体来谈论客体一样，也不能离开理论哲学来谈论实践哲学。而实践哲学和理论哲学作为一种哲学类型或问题进入哲学思想的视域乃是现代的产物。简而言之，从性质上看，实践哲学的问题乃是现代性的产物。只有到了现代社会，实践哲学的问题才得以突显出来并成为哲学研究的主题。 　　对实践哲学的探讨不能脱离它的时代。从最为根本的层面上看，实践哲学及其问题源自现代的生产方式。相对于古代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的生产方式，现代生产方式是以机器大工业为特征的。生产的进步不再依赖于生产者经验的积累和技艺的进步，而是源自科学技术的进步。这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也极大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科学技术推动下的机器大生产在观念领域中完成了一种抽象化活动。在这一活动中，人被抽象为一个认知的思维主体；自然被剥离为一种“观念的构造物”。于是，“自伽利略起，观念化的自然就开始偷偷地替代前科学的直观的自然了”，“即一种方法论上的观念化功能暗中替代了那种直接的作为在一切观念化那里被当做前提的现实性而被给予的东西”。与这种抽象化活动相伴而生的是理论与实践的分立、理论世界与实践世界的分立。对这一分立的哲学关注和反思使实践哲学应运而生。因此，只有到了现代社会，理论与实践的分立及其问题才得以进入哲学的中心视域。在古代社会，固然会存在理论与实践的差异，但它并不构成哲学关注的主导性问题，因此对古代实践智慧的关注除了历史价值之外，很难为思想的创造提供多少有益的启示。就像对古代织布经验的研究并不能对现代纺织工业提供多少帮助一样。换言之，现代纺织大工业和古代的家庭纺织固然都可以制作服装，但对二者的研究却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就像资本和地租都可以获得财富，但二者却是两类不同的问题一样。 　　二、生产辩证法 　　如果说理论哲学立足于“知”的视域的话，那么实践哲学则立足于“行”的视域。“怎么做”构成了实践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作为思想中的时代，哲学所关心的当然不是个体性的具体行为，而是具有时代特色的普遍行为。基于这种考虑，对于最具时代和社会意义的实践活动——社会化生产活动的考察就将进入实践哲学的中心视域。 　　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中，生产者或企业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为原则，换言之，个体以私人利益的最大化为行为准则，个体的生产充满了偶然因素，但令人奇怪的是，个体的偶然并没有导致作为整体的社会的无序，恰恰相反，由这些个体组成的整体——社会却获得了高度发展。这就构成了著名的“蜜蜂的寓言”或“曼德维尔悖论”：私欲的“恶之花”结出的是公共利益的善果。从哲学的视角看，“曼德维尔悖论”实质上是提出了一个极富挑战性的问题，即个体与整体的相反关系何以可能。按照一般的理解，个体的善导致整体的善，个体的恶导致整体的恶。比如康德的人格理论，将个体的人格放大或扩张，就将得到相应的整体。在此个体和整体直接同一。这一学说在逻辑上非常完备，但问题在于它并不符合现代的社会现实，也无法回应“曼德维尔悖论”所蕴含的哲学挑战：个体与整体的相反关系。亚当·斯密看到了这一问题，并试图借助于“一只看不见的手”来进一步阐明并解决这一问题。尽管亚当·斯密的理论努力卓有成效，但经济学的研究毕竟不能代替哲学的反思。在哲学上真正面对并试图解决“曼德维尔悖论”问题的乃是黑格尔。 　　黑格尔之所以对这一问题有所作为，一方面是因为他对自己时代的问题以及哲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愚蠢的。”黑格尔所处的时代，现代性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