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法研究再出发.docVIP

传统中国法研究再出发 　　历史的整体复杂性和人们对历史当下意义不断更新的探求，使得历史研究成为具有颠覆性的职业。不断发现事实、阐释事实，乃是历史学者的天职。而人们在不同时间、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交融、碰撞、砥砺和启发，则为此不断提供着新的空间和可能。所以，学术研究，尤其是一些重要的核心命题的研究，必须要有长期、反复“接着做”的学术实践。“情理法与中国人”正是这样一个在法学、经济学、文化学甚至生物社会学等诸方面都有着极大学术意义的核心命题。 　　“情理法”问题的系统提出，始于范忠信先生等人1992年初版的《情理法与中国人》。本书不无创见地指出：中国人的法观念是一个复合的、多元的观念体系。中国人心目中理想的法律是“天理”“国法”和“人情”的三位一体。它用晓畅的语言，较为清晰地揭示出传统法观念和法律文化的结构性特点，揭示出人们都有所感却无从捉摸的普遍认识，激起强烈的思想共鸣，很快成为相关领域的一篇代表之作，并因此被介绍到海外。该书已经构成传统中国法观念和“情理法”研究相关领域的出发点。 　　但是，多年以来，学界对此方面的研究却少有深入。更令人惊讶的是，针对“情理法”是传统法律特色的观点质疑者也不多，“情、理、法”三位一体似乎已经成为共识。尽管本书的研究还只是谨慎地把结论限定在传统的法观念层面，对于“情、理、法”三位一体是否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所特有的法观念，尚无定论。这种三位一体论述，能够代表传统中国法观念吗？……凡此种种疑问，不能一一备述。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来开始这日久弥新的研究，如何回答这烦恼纠结的追问？ 　　近年来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学科间深度交叉合作的进行，也许能从法理和法哲学的层次更明晰地推动这项研究，使法理法史学领域中一直聚讼纷纷的“情理法”问题面临着一个全新解读的契机。个中更引起我个人的兴趣的，却是来自于自然科学研究的新成果，而这正似乎是“开放的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研究人类的社会行为，动物学和生物学的研究成果也是十分重要的参考依据，研究发现：人类???非唯一的以亲属关系为联合基础的灵长类动物，事实上倭黑猩猩也是如此。根据科学家的最新研究成果，“移情”和利他的情感并非人类独有，同样调解和社会规范在灵长类甚至其他社会性动物中间也有发现。准此观之，法律的起源乃至传统法律文化的样态，也许我们能从这里窥见端倪。 　　根据权威灵长类动物学家弗朗斯·德·瓦尔对倭黑猩猩、大猩猩和黑猩猩等灵长类动物的研究，“很多动物能够明显地同情其他同伴的不幸和危险”。而“移情”则是许多灵长类动物社会交往和社会秩序生成的基础性机制。“情”已经构成了它们社会秩序运行的规则和纠纷解决的规范。作为共同生活的规范，这无疑就是人类法律的起源。毕竟，人类拥有法律的历史相比其漫长的进化进程，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没有理由否定我们基因中传承自动物祖先的社会情感和社会规范。许多动物对于同类的痛苦、欢乐、忧伤和孤独等，都有着感同身受的体会，因此也会产生约束自己行为的社会规范心理。同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人类古今中西的道德金律。而把话题拉回到中国，我们会发现：中国人是如此的敏感和富有情境性的同情或者移情心理。所谓的“君子有不忍人之心”，“见其生不忍见其死”，不就是社会道德感的起源吗？我们一直在探讨规则、理论和规范，却不应忽视祖先们一直非常共识并积极践行的“同情”。这种感情的沟通和共识可能正是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从灵长类动物社会研究的情况来看，动物社会的秩序还没有发展到推导规则（“理”）和预置规则（“法”）的层次。动物们直接用互惠和同态复仇来维护秩序。我们也许能得到一个推论：“情”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经过社会学习和基因承继已经内化的一种本能反应；而“理”则是人们主观努力对个中的逻各斯的一种抽象，是人们试图总结和把握社会交往行为规律的表现；而“法”则是在前者基础上对于人类社会合作秩序规则的有意识地创设，因此主观性更强。法律因而是人类有限理性的重要表现，体现了人们自觉干预社会生活、希望达致更好社会合作、争取社会和谐的努力。“情”“理”“法”都是行动的指南和人类合作的社会规范依据，但是“情”是最广泛的却无法宣之于口；“理”能用语言表述用逻辑推导却并非处处适用；“法”作为人类的创制，时而“合情合理”，时而“法不容情”，必定具有所有人类创造物的一切缺点。古之贤哲说“法律是没有感情的智慧”，今人说“法律是漂浮在情、理海面上的冰山”，也正是看到了“情理法”三者之间常常存在的疏离甚至对抗。 　　从生物进化上说，“情”“理”“法”之间，也许存在着一个在产生顺序上的递进然后并存的局面。但不管我们总是如何赞美和推崇人类的理性，可是每当危难来临时，却总是凭着直觉和情感行动而把理性放在一边。理性和逻辑的力量实际上总是苍白无力的。人类道德牢牢地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