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念真无用是严酷人生养分.docVIP

吴念真无用是严酷人生养分 　　从大学毕业进入电影公司。吴念真的人生就是没完没了地忙碌，拍广告、做剧场、写专栏、写剧本……“忙”几乎成了一种困扰。怕事情没做完或没做好给别人带来麻烦。工作一天后，他常常一人发呆，什么也不想。或者看一些很蠢的电视节目。他说，就跟女孩无聊跑去逛街试衣服一样，起码能让心安顿下来，“人生没有无用的事。再无用也是对当下的逃离，是休息、犒赏自己的”。 　　人生就是从一大堆很严厉的状况中挣扎过来的，每一样东西都有可能是养分。 　　在吴念真成长的九份矿区。文学这样的东西是无用的。上小学时，吴念真借了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回家看，下雨天被妈妈丢外面，他捡回来一页一页擦干净。妈妈没念过书，觉得小说是闲书，哪有老师让学生看小说的。16岁，他一个人去台北，半工半读，白天做学徒，晚上念夜间部。人如草芥。常常被各种人欺侮。现在回忆起来，吴念真很感激许多人看来无用的两样东西：阅读和书写。“阅读中得到安慰，书写把情绪写出来，要不然早就成为疯子，说不定还会去杀人。”那时候，被欺负之后最好笑的“报仇”办法就是写一个小说投稿。把讨厌的人的名字放进小说里，将他骂一通。 　　吴念真当了三年特种兵，很多人认为当兵很倒霉，无用至极，三年就鬼混过去了，他觉得自己在军队长大了很多。军队里有各种不同的人：有大陆过去的老兵、台湾各地的新兵，他们家里都是做不同行业，有不同的教育程度，有坐过牢的。同他们相处，听各种故事，知道了不同人的生命经验。 　　当时一起的有一个兵，家里是开老人茶室（服务对象是老人的色情场所）的，喜欢上了在那里谋生的一个女生，但是他不久便来金门当兵了。后来女生竟然自愿到金门的831（军中乐园）“献身国家”。有一天，这位阿兵哥想去找她，顺便问她要旧玻璃丝袜通枪管。吴念真弄了一个车载他过去。本来说好去去就回，结果等了一下午，不免抱怨。阿兵哥说，我们一直聊天，最后她说没有什么好请我的，就请我跟她做一次。那是个阴郁的下午，吴念真突然觉得好苍凉，眼泪就下来了，搞得对方很无措，问他：“你哭什么哦？”现在想来，一对昔日恋人，在那样的处境之下，用这种相濡以沫的方式度过了一个下午，苍凉之中倒是也有一丝暖意。 　　当了三年兵的吴念真回到台北，准备选专业考大学夜间部。“那时候二十三四岁，本能地觉得必须负担家计、奉养父母。念会计是一种比较现实的选择。我蛮想写东西的，但是写东西不能活下去。”他只得走一条“有用”与“无用”之间的折中路线，找一份糊口的工作，业余写作。他喜欢作家郑清文。老先生白天在银行做事，有空就写文章，40年笔耕不辍，是“二战”之后台湾本省第二代作家的代表，善写“悲剧的流程”（台湾作家李乔语）。 　　大四时，吴念真去中央电影公司当企划，帮人家写第一个剧本，改来改去，几遍之后才通过。人家发现他“人挺好用的”，让他改几次就改几次，从来也不生气。到后来，写剧本赚的钱可以生活了。就入了这个电影行业，做了自己爱做的事情。其实“老实讲念会计并不喜欢，但是为了生存你必须承担的，现在年轻人能够选择乐趣，我们那个年代机会不多”。 　　吴念真考大学时可以报80多个专业，分为甲乙丙丁四项，农学院跟医科放在一起，考不上医科就变成农夫；丙组是商科和法律。上不了法律系就做一个商人。对于这种划分，吴念真迄今都觉得有些荒谬。“你学的不是你用的，是自己经过一番折腾之后，找到一个喜欢的方向，才会去做。多数人是莫名其妙从事某个行业，是被选而不是自己选的。”而且，自己的选择还被社会主流价值看做是怪物。当年会计系的教授听说他要去电影公司上班，着急地劝他：“不要去电影圈，那是个大染缸。” 　　吴念真三十七八岁离开电影公司，在家写剧本，他妈妈担心到睡不着，觉得：“完了完了，儿子失业了。”她一直希望他当个安稳的公务员。隔壁邻居看他天天没事在巷子口扫落叶，就跑去跟他太太讲，附近有个学校缺一个代课老师，你先生在家里，要不要去那里上班？ 　　后来，儿子吴定谦念了台大的戏文系。他开玩笑说。“我一听蛮危险的，将来可能没办法养我，读财务、资讯工程的话。或许还有点希望”。儿子最后还是说服了他，理由是社会系可以跟许多人接触。帮人解决问题。而戏剧可以安慰别人。他说儿子有过思考过程。便支持他。 　　自己那一代人因为社会福利不好，生计被摆在第一位。常常有现实与理想的挣扎，所以如果可以，就让下一代做想做的事吧，他不希望自己将来成为后辈的负担，连生病之后的看护险都买好了。 　　“大部分人都是无法自我把握的，谁能掌控自已的命运，那是成功学瞎说的。人生就是摸索。摸索到一个认为合适的，然后就去做了。”经常在机场书店看到“30岁之前赚到第一个1000万”之类的成功学书，吴念真说，你可以用来自我鼓舞，但是不要当做自我麻醉。最没用是成功学，看那类书跟看相命的书一样。成功是没法拷贝的，成功之后写自己如何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