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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嫖宿幼女罪缺陷及完善 　　【摘要】在政府公信力日益受到质疑的当下，有些官员很不争气地给政府丢脸——涉嫌嫖宿幼女。官场的腐败与底层生活的艰难，使得任何一起偶发的个案，都会转化成对现行法律的声讨。我们无法忍受听到官员，甚至是数名官员“嫖宿”一名幼女，这是社会的底线。只要这个社会的道德还有一息尚存，只要法律依旧被信仰，我们就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 　　【关键词】嫖宿幼女 强奸 立法 完善 　　嫖宿幼女罪的设立，是对幼女的二次伤害。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条规定了未成年人应该受到优先保护。从儿童的基本人权来看，幼女是社会成员之一，她们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存在，同样需要被人了解和尊重，她们并不是某个人或者制度的附属品。 　　一、被嫖宿的幼女需要平等的特殊保护 　　被嫖宿的幼女未满14周岁，理所当然也属于法律规定保护的“幼女范畴”，难道就因为她们的“特殊职业”就不是所谓的幼女了吗？将嫖宿幼女与奸淫幼女的行为加以区别，分别定罪，并且给予不同的刑罚，本身就是对被嫖宿的幼女的一种歧视，因为她们也应该得到社会和国家平等的特殊保护。在查处的嫖宿幼女案中，绝大多数被害人都是出自那些父母双亡无人抚养、父母离婚失去亲情、父母患病家庭生活困难、父母服刑遭人歧视、或因经济困难而失学的家庭。没有了家庭的关爱。原本幼稚、单纯的心灵因此变得迷茫和无所适从。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最容易上当，也最无抵抗力，因而给那些引诱幼女卖淫者提供了可乘之机。 　　二、为何一波激起千层浪 　　其一，在政府公信力日益受到质疑的当下，有些官员很不争气地给政府丢脸——涉嫌嫖宿幼女。官场的腐败与底层生活的艰难，使得任何一起偶发的个案，都会转化成对现行法律的声讨。法律的目的在于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让政府的权力得到约束，让正义的光辉洒满人间。我们惧怕的不仅仅是平民百姓之间的不平等，更为担忧的是官员和百姓之间的不平等。同样的犯罪情节，这些官员可以利用“嫖宿幼女罪”这一立法漏洞，侵害的客体就不再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而是社会管理秩序。立法者澄??说：“当初立法的本意恰恰是为了严惩，因为强奸罪的起点刑是三年，而嫖宿幼女罪的起点刑就是五年。”可是，立法者却避开了强奸罪最高可判死刑，而嫖宿幼女罪最高只能判15年这一事实。 　　其二，嫖宿幼女罪更容易让人联想到治安管理处罚，而非像强奸罪这样的刑事处罚，这使得犯罪分子内心承受的道德谴责和心理防线明显降低。因此，很多人铤而走险，以走钢丝的心态在法律的边缘地带徘徊——如果被发现，那就是嫖宿幼女罪，如果侥幸逃脱，那就无罪。反观强奸罪，任何人都知道只要强奸必定是犯罪，因此会受到极强的道德约束和刑罚威慑。 　　其三，嫖宿幼女罪之规定赋予了幼女完全的行为能力，暗含了交易的有效性。而根据我国民法规定，十周岁以下的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十到十四周岁的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们所作出合同的行为是效力待定的行为。这无疑显现了刑法规定与民事法律基本原则之间的法律冲突。刑法作为社会权利的最终救济手段，却没有以最为严格的保护尺度和标准彰显其严肃性，这无疑有损刑法的威严。 　　其四，在此立法中，立法者把嫖宿幼女行为定义为性交易行为，既然是性交易，那么无论有没有幼女的参加，其都有双方自愿交易并且交易地点隐蔽的特点，所以很难发现，即便是发现了，受害人也不愿作证，这就导致取证困难，最终很多犯罪嫌疑人因证据不足而逃脱了法律制裁，所以说相对于强奸行为而言，以嫖宿的方式和幼女发生性关系，更容易让犯罪嫌疑人从心理上产生一种安全感，从而导致嫖宿幼女罪这一罪名的威慑力不足，无法实现刑法的一般预防功能。也正因为如此，在司法实践中，嫖宿幼女罪的实行效果很差。 　　三、何去何从 　　九七年刑法修改以前，嫖宿幼女的犯罪虽有发生，但由于死刑的威慑，鲜有幼女多人多次遭受性侵害的案件发生，增加了这一罪名后，侵害幼女性权利的案件大量增加，据全国妇联来信来访的数据显示，全国各地投诉“儿童性侵犯案”的个案，1997年下半年为135件，1998年为2948件，1999年为3619件，2000年为3081件，3年间数量猛增。不仅案件数量增加，而且一个案件中被害人往往较多，受害时间较长。从这些数据和近年来发生的这些引人注目的案件也可以发映出，嫖宿幼女罪从强奸罪中分离出来，不但没有更好的保护幼女的合法权益，反而使更多的幼女受到侵害。 　　“不能以现在的社会情况，去评判当年的立法。”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教授周光权分析，目前社会上其实已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其一是，保留嫖宿幼女罪，如果嫖宿情节严重的，以强奸罪的从重情节论处，最严重的可能判无期或者死刑。这一方案的优点是，对现行法律不用改动，就可以满足公众“乱世需用重典”的渴求。 　　其二是，取消嫖宿幼女罪，回到1997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