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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究竟在争论什么？——２０世纪经济学理论演义 　　□贾斯汀·福克斯 　　经济学家的地位　　1935年，凯恩斯在他所著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写道：“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论正确还是错误，都比人们通常认为的更具影响力。其实，统治世界的，除了这些人的思想之外，几乎别无其他。讲究实际的人自以为完全不受知识界的影响，其实他们通常是某位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世界上后来发生的情况证明凯恩斯的说法是正确的：在他逝世后的几十年中，他的这本《通论》成了美国和欧洲经济决策的基础。　　如今，凯恩斯主义的无可争议的统治地位早已成为历史，但是一些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仍居统治地位。当我们谈论新兴市场货币危机、日本经济停滞、欧洲的失业以及美国的繁荣的时候，我们使用的字眼和决定我们思维的框架，无不来自亚当·斯密、凯恩斯、米尔顿·弗里德曼或我们从未听说过的其他学者。　　美国财长萨默斯坐在他那俯瞰华盛顿商业区的办公室内，如数家珍般提到坎布里奇经济学传统培育出的其他颇有影响的人物的名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斯坦利·费希尔、墨西哥前财长佩德罗·阿斯佩和阿根廷前财长多明戈·卡瓦略内、智利现任财政部长爱德华多·阿尼纳特、日本大藏省财务官木神原英资（此人勉强可以列入其中，因为他在80年代曾在哈佛大学任教一年）以及周游世界为各国政府出谋划策的杰弗里·萨克斯。萨默斯认为，这不是党派政治的问题，如果下一任总统仍是共和党人的话，他很可能向其导师——哈佛大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请教治国之策。萨默斯得出结论说，这一切都“证明一种更加注重分析的态度取得了胜利”。　　无休无止的争论　　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至少是宏观经济学领域一直存在着十分公开的斗争。如今，世界经济陷入了可怕的状态。政客们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两年前看起来叱咤风云的对冲基金的经理们也无计可施。　　数十年的激战过去了，实际上谁也没能获胜。经济学家们统治着世界，但他们拿不准该怎样来统治它。　　当然，以前并不总是这样的。在60年代，大多数人都确信对经济的运作必有一种解释是明显正确的。再早一些时候，正统的经济理论认为，如果让供求法则自己去施展魔术，到头来一切都会恰到好处——然而这种理论却被大萧条的混乱现实否定了。　　于是，为病态时代设计一种经济学的任务就落到了凯恩斯的头上。以前，凯恩斯也与他那个时代的所有经济学家一样，认为供求法则相互作用，使价格保持在恰当的水平上，节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会自动转变成投资。而他在30年代中期提出的另一种经济学理论则认为，节省下来的钱有时会被塞在床垫内；价格和工资并不总能做出调整，以适应不断下降的需求；一个国家的经济完全可能陷入停滞，除非政府采取行动刺激需求。　　到50年代，凯恩斯经济学已变成新的正统理论。它最初的殿堂是英国的剑桥大学，后来则是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大学以及与它相隔不远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这一理论的泰斗是保罗·萨缪尔森，他在1948年出版的畅销教科书《经济学》中把凯恩斯的思想推介给了一代又一代的大学生。到60年代初期，萨缪尔森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另一位明星、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的罗伯特·索罗又以肯尼迪总统顾问的身份把他们的思想付诸了实践，使美国经济出现了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增长。多年以后，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和托马斯·萨金特写道：“人们对于这个果实该如何分配可能有争论，但反对这个果实本身看来是违背逻辑的。”　　有些经济学家却不以为然。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是最突出的一个持异议的人。当萨缪尔森在芝大读本科时，弗里德曼已是该校的研究生。不过，他从不同意萨缪尔森认为他们所学的芝大经济学已经失败了的看法。在《美国货币史》一书中，他论证说，对大萧条的最佳解释不是市场处于病态，而是联邦储备委员会在30年代初期没能防止货币供应的减少。　　弗里德曼对货币政策的强调对经济理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在开始时，大多数经济学家是把货币政策当作一种使经济在高就业基础上保持运转的办法来实行的。萨缪尔森和索罗把一位英国经济学家的下述理论介绍到美国：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一种交换关系，也就是说，通货膨胀率上升就意味着失业率下降。弗里德曼则认为，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的交换关系是暂时的。他还指出，用财政和货币政策来扭转衰退趋势比看起来要困难得多。　　但他的这些论点没有受到重视。　　到70年代中东石油危机给美国造成了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的双重打击之后，情况便发生了变化。弗里德曼荣获了诺贝尔奖，他的著作一时洛阳纸贵，他常常应邀到电视节目中发表高见，世界各地的自由市场派政客也纷纷向他讨教。然而，在经济学家的圈子里，给以往的老办法带来致命打击的却是弗里德曼在芝大的学生罗伯特·卢卡斯。卢卡斯在70年代写了一系列文章，深入探讨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基础。他论证说，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