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视域下中国哲学创新.docVIP

《四库全书》视域下中国哲学创新 　　【摘 要】《四库全书》作为集巨大人力财力的巨著，其恢弘的程度可见一斑；然后其中透露出的治学之道却是更让人深思。面对国学的热潮，其关键点――中国哲学的发展也提上了日程，创新之路必走无疑。以《四库全书》传达出的态度――“持平”来看待中国哲学的创新，并为中国哲学的创新找寻可行之径。 　　【关键词】中国哲学；创新；态度；“持平” 　　《四库全书》作为在最高统治者授意并严格安排执行的前提下，在各界郡王、学士、尚书以及严密的组织机构和各界才人的共同作力下，耗费十年之久，从最初的征集、整理图书，到抄写底本，再到最后的校订和装潢进呈的一部规模最大的丛书；每一个步骤中严格的奖惩制度以及贯穿在整个编纂过程中的保障制度，让所有参与其中的学者都有了最大限度的潜能发挥；再至最后的七阁藏书，可见一斑。 　　暂且不去讨论此为乾隆皇帝以“稽古右文”为名，推行文化专制政策的产物，乾隆借纂修《四库全书》之机向全国征集图书，贯彻“寓禁于征”的政策，对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分别采取全毁、抽毁和删改的办法，销毁和篡改了大批文献。但是不难看出《四库全书》突出了儒家文献和反映清朝统治者“文治武功”的文献。此做法表明了清统治者极力融合于以儒家思想为积淀的汉族文化，为了巩固其统治而采取的国家政治性质的文化行为；但从深层来看，对于后代研究系统的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不可置否的参考研究源，尤其是对于研究中国哲学提供了很多具有分类性的直接和间接材料。 　　分类极其详尽的四库全书，在经、史、子、集四部的条列下细化了很多种类都阐述了其分类的原因和所分类材料的实质；在其中，最吸引笔者也同样令笔者赞同的便是其组织者和编写者对于所用和所评的各种材料都采取了“持平”的态度（《四库提要叙》有载：“今参稽众说，务取持平，各明去取之故……”）。尽管是在统治者深层的思想文化压制的大背景下，但是对于文人学者来说：著书尤其是进行采编述评诸如此类的工作时，态度的问题决定了此种行为之后的影响，成败可以说在此一举。 　　这种“持平”的态度在国学高热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而中国哲学作为其中独树一帜的奇葩，更是重中之重。 　　因为中国哲学经历了极为不平的发展道路，从中国哲学的实在性，到中国哲学的概念定义，到中国哲学的内在界定……这些都是各家学者纷起争论的观点集中地，合法性问题也是争论不休，在这里并不将此问题纳入其中，因为每一位言说者都是有自己的内在契合的观点的，沿着自己的坚持去研究和评说，而我们不能就自己的观点去评判其他人的是非，这是有失平衡的。所以在21世纪的今天，学问的发展和创新问题就成了摆在这些这些争端之中的核心，如何让千年传承的学问在时间长河的洗礼下保持并重放光彩，在我看来，重返经典，在经典中找到契合点，言之有理，持之有度，使之创新，便是真理之道。因此《四库全书》中的“持平”态度，便成了笔者的契合点。 　　冯友兰先生在研究中国哲学史料学的时候，提出了精简而又高度精确的四字――“全、真、透、彻”――的真理，在笔者看来，这也是浓缩和概括了做学问的内在要求。研究一门学问，贵在全，只有在全面的范围之下才能够更为恰当地概括和诠释出这门学问的精髓；而在这个过程之中，学问者的态度就决定了他的学问和成果能否坚持一种“质”的要求，这种“质”不仅表现在学问的真上，也表现在学问的影响的真上。这些内在的要求更为突出地表现在了当下的中国哲学的发展和研究，很多研究者或者仅仅是有兴趣者仅凭着自己对于某个小问题的阐发，就堂而皇之地认为自己在这个由小问题扩散至大范围的领域内占有了一席之地；孰不知，细细想来，此种学问或者根本称不上学问的观点仅仅只是言论者在自己本位主义内的想法而已。 　　笔者认为，一种思想或者是学问的流传，在于研究者能够以一种“局外人”的角度去看待其所研究的领域，以一种“持平”的态度去对待领域内的种种，这样他的成就就不会只是局限在某种观点所投射的那一点，而会是放大到整个领域甚至是其衍生的范围之内，研究中国哲学也是如此。只有态度“持平”，才会辩证地去对待中国哲学的一切材料，将地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材料有机结合，推出合乎学说的结论。 　　态度在研究之前把握着平衡的尺码，在研究之中秉持着度的砝码；那么接下来对于创新而言，态度则更加总要，尤其是“持平”之态度。 　　然而在实践中，我们总会要求将自己投入到某项实践中，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去体会当下的现状；可是对于中国哲学的创新，投入进去固然重要，但“务取持平”在我看来却是最佳的选择：对待中国哲学既要有近身的想法，也要有远离的念头，忽近忽远，持其平，以“中间人”的态度去推敲，则更有利于其发展。 　　那么对于笔者而言，用“持平”的态度去看待中国哲学的创新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或者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展开具体的创新之道： 　　首先则是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