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与调解的理选择可编辑.docVIP

PAGE PAGE 9 判决与调解的理性选择 　　司法审判能力是指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适用法律规定，依法对案件进行公正处理的能力。具体而言，包括认定事实的能力、驾驭庭审的能力、调处矛盾和冲突的能力、理解和适用法律的能力、低成本快速审理案件的能力、制作裁判文书的能力、执行裁判的能力、审判调研能力和抵制各种非法干扰，保持中立的能力。在这诸多的能力中，判决和调解的能力是构成司法审判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正确处理这两者的关系，合理地选择适用判决和调解这两种结案方式，对人民法院增强司法审判能力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判决与调解的不同价值取向及司法审判现状 　　判决是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重要职权，也是人民法院重要的结案方式之一。它立足于明辨是非，定纷止争，有利于法治社会的构建，对维护司法的权威，保障群众合法利益的重大意义自不待言。而调解是我国司法的优良传统，它有利于调和当事人之间的矛盾，防止纠纷的蔓延扩大，符合我们“和为贵”的民族心理，对提高诉讼效率，维护社会稳定具有独特的作用，法律对调解结案也进行了明文规定。从本质上说，判决和调解作为人民法院处理案件的两种手段，都是建立在社会主义法制基础上，为我国社会主义司法服务的，两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一般而言，两者之间不存在冲突。但是，作为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判决和调解毕竟是两种不同的处理案件的方式，在适用对象、法律程序、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等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差别和矛盾。如何在判决与调解之间寻找一个最佳的平衡点，将两者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对增强人民法院的司法审判能力意义十分重大。 　　在处理两者关系这个问题上，由于形势和政策的需要、人们对调解以及司法改革等问题的不同认识，我国先后经历了“调解为主”、“侧重调解”、“调解与判决并重”以及缩减调解又到加强调解的几个阶段。在当前努力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背景下，调解受到了空前的重视，调解结案率成为人民法院追求的目标之一，有些基层法庭的案件调解率甚至达到了100%。与此相反，判决的案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萎缩，一些法院和法官出现了不敢大胆行使判决权的不良倾向。 　　笔者个人认为，调解在很多方面都具有积极的意义，确实值得提倡，但是，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所谓过犹不及，调解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因为调解的正面作用而将它作为一剂“救世良方”包打天下，从而忽视了它的局限性，甚至以此对判决进行限制。调解是人民法院解决矛盾的柔性手段，判决则是刚性手段，两者是不可偏废，相辅相成的，片面地强调判决或调解都是不妥当的。下面，笔者试从调解的局限性和判决的不可替代性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二、调解的局限性 　　(一)调解的理论基础与现代法治观念存在一定抵触 　　我国的调解制度源远流长。从古代的法律思想家开始，“明教化、息讼端”一直是历朝历代秉承的指导思想，耻讼、畏讼、厌讼一直是民间的传统，所谓“屈死不告状”就是这种思想的真实写照。调解制度也因此而发轫、发展、发达，直至今天。这一方面体现了我们民族的宽容、息事宁人、希望和谐的民族特质，另一方面也是我国封建社会人治思想的反映，客观上阻碍了法治精神的萌芽和发展。虽然时代进步到今天，法治精神已经到处开花，调解制度也在吸收了现代司法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得到了发展，但这种传统的影响仍不可低估，调解的理论基础与现代司法理念仍然存在一定的抵触。表现在实践中，“不是仇人不打官司”的思想还有很大的市场。这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无疑是不利的。中央提出“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思想要真正得到实现，必须要有坚实的群众思想作为基础，有现代的法治观念作为支撑。因此，大力进行法制教育，普及法治精神，帮助人们尽快树立现代法治观念仍是我们目前的重要任务。而在这方面，调解由于其正义性较弱，所起到的示范指引作用是有限的，而人民法院以其作出的强力判决对公众觉醒的法治意识进行鼓励、指引就显得更加重要。 　　有种观念认为，现在连国外发达国家都越来越重视调解的作用，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方兴未艾，实践中对解决“诉讼爆炸”也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对这些国家的法制建设也没有表现出不利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该坚持并发扬我们诉讼调解的优良传统。对此，笔者并不否认调解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也赞同给予调解较高的地位。但是，我们要看到，我们的调解与国外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在背景和基础上是截然不同的。如美国的ADR，它是在法制已经十分健全，人们法治意识已经根深蒂固，司法的公信力已经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我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法制还不是很健全，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也还有待于提高。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引导人们尽快树立民主法治意识是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调解了结案件，平息纠纷，注重的是眼前的利益，而判决明断是非，规范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