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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 法 人 生 ——纪念谢怀栻先生(1919—2003) 德〕弗兰克?明策尔 　　本文首发在中德法学家联合会(Deutsch-Chinesische Juristenvereinigung e.V.) Newsletter, 2003年第2期。 　　〔德〕弗兰克?明策尔(Frank Münzel) 德国马普大学外国与国际私法研究所(Max-Planck-Institut fü r ausl?ndisches und internationals Privatrecht )教授。 　　 　　谢怀栻先生于1919年8月15日出生于湖北省枣阳县，他的学生时代正值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其学习条件极其恶劣。而当他60年后回忆往事时，对此却只字不提：“1938年秋，我考入原设在南京、当时迁设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就读。依照该校学制，我们一年级新生不分系，全体都读普通课程(国文、中国通史、政治学、经济学、哲学概论、英文等)。一年后，我们升入二年级。在第二学年开始时，学生要自行选报所要学的系。为让学生选系时对各系有所了解，学校请各系的系主任向学生们介绍各系的情形(包括该系的性质、培养目标、课程、对学生的要求等)。法律系系主任梅祖芳(仲协)先生向我们介绍法律系。他讲话的全部内容，现在我已记不清了，只有一点，在60年后，我还记得。他说，法律系培养法官和法学家，这些都是中国建国复兴所必需的。而要成为法学家，在他看来，只会英文是不够的，必须再学德文和日文。因此，法律系的课程较之其他各系的要繁重得多，因为法律系的学生要在三年内学好德文和日文。他说，不愿学或者怕学德文和日文的人不要到法律系来，害怕课程繁重的人不要到法律系来。梅先生的这一番话和他的态度当时令大家感到奇怪。别的系主任希望去他那个系的学生越多越好。这位系主任却用这样的话把许多原来想进法律系的学生拒之门外了。最后，在全校近二百名学生中，九人进了法律系。在以后的三年中，法律系的学生，每天学习德文和日文，直到毕业。梅先生作为系主任，亲自教我们民法总则、民法债编、公司法、国际私法、罗马法和德文法学名著选读。后两门课用德文教材。我至今面对德文的德国民法典，还倍感亲切，就是这个原故。” 为忠实于中文出处，译者此处引用梅仲协著《民法要义》中的“谢序”，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梅先生是中国法学的奠基人。几十年后，经过谢先生的努力，梅先生的名著《民法要义》得以在大陆出版。 　　1942年谢先生大学毕业，而在此后一年，他以最优的成绩通过了司法考试，可称得上是他那个时代中最出类拔萃者之一。从1944年开始，他出任推事，并且是当时最为年轻的推事，首先在重庆，然后是台湾。在台湾，他代表中央政府从日本人手中接收了高等法院和6个地方法院，并且将过去日本人对中国爱国人士所作的判决逐一废除。之后，他又去了上海，在同济大学获得教授职位，讲习民法和民事诉讼法。1949年，他没有随同梅仲协去台湾，而是留在了大陆，随后在北京“中国新法学研究院”接受了“改造”，并且在于此研讨班基础上成立的“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获得了教员的席位。1957年，在一个公开讨论会上，他说道：“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废止了所有既有法制——必须尽快制定民法和刑法，以便为法院判决提供依据，由于无法可依，导致现今错案丛生。”有人将法律缺失这种局面归咎于错误的工作方式，不力的组织形式等等，但是他却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领导者们的意见和看法，人们无制定新法的勇气。我相信，即要不断探索新的规则，又要倚重既有经验。但在这方面毫无进展，起草法律，必须要以基本学说、理论作依据，但是我们在这方面欠缺。政治方针无法替代法律。肃反运动中的错案必须平反，在对国家公职人员的教育中，应将法制教育置于中心地位，政治运动不得挤压专业教育，因为它们毫无用处，虽然我们已有很多的人力，但无好的教员，许多人只会朗读讲义，而这些讲义又是由老教授所编写，并不甚其解”。这篇针砭时政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而带给谢先生的是，1958年，他被打为“极右分子”(北京法学界黑帮头头)，他失去了工作，并在未经法庭宣判的情况下，被发配至北京国有农场劳动改造，随后被命令至新疆建设兵团。(“他因法律而获罪”，江平教授在为谢怀栻写的悼词中这样谈道：“当然，‘旧法人员’和‘旧法观点’……只能这样结束”)谢怀栻必须从事重体力劳动，甚至是在严冬下的水渠工地。但即便是在这段时间，他还借助一本俄文版的《毛泽东语录》学习俄语。多年以后，当话题谈到新疆时，他只说道：“一个美丽的地方，硕大的葡萄……”多余的他便只字未提。 　　 　　1979年，他获得平反，重返北京，与妻子复婚(在那样的年代，妻子为了孩子们，不得不被迫与其离婚)，并认识了他的小女儿。当年他被捕时，她还是个婴儿。1979年他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