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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意 而 为 自 驰 骋 ——李晓南篆刻印象谈 方中元 在青海印坛上，近年显露出了一种率意而为、不事雕凿、雄健苍穆的篆刻作品，其出于李晓南先生之手。观其印作，读其印语，有异军突起之感。 读李晓南印作，对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方朱文印“不囿”。该作品两字横排，整体布局稳健；“不”字重心上移，“囿”字方框内的“有”字横写下移，形成两字重心和留白分别对角对称，变幻奇谲，凸显大开大合之美；笔画多取斜势，增强了动感，参以甲骨笔意，蕴含古拙之趣。此作初看似有失体之感，细读则妙趣横生，经得起反复把玩，若刻意为之则不得。尤其难得的是，印面营造富有张力，既充分表达了印文的意义，又折射了作者的情性。 李晓南刻印喜用单刀直进，冲、铲兼施，重在发力，随势平斜，以欹扶正，率意不拘，能够始终保持印面的饱满浑厚。其作品以白文居多，惟其奏刀痛快淋漓而为之。如白文印“泰山松”，有营构而能破格，雄健中见秀媚；再如朱文印“过昆仑”之大胆开合、白文印“玉树花开”之方整霸悍、“浩然正气”之突兀奇崛等，皆彰显着作者率性旷达的气度。从题材角度来看，李晓南的印文少有清词绮言之类，而多出于对大自然的感悟和对时代的关注，如“饱看江源”、“昆仑放歌”、“”等，皆有壮士胸臆，恰当地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李晓南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于西宁市，父亲是军人，母亲是教师，使他兼受了家庭文武气息的熏陶，养成了他好文近艺和处事率直果敢的双重禀赋。学童时代，李晓南喜欢趴在青海老一代篆刻家庶樵先生的窗口，看庶樵先生如何刻印，对篆刻的好感就此埋在了他的印象里。少长后参加了西宁文化宫举办的篆刻班学习，也刻了许多习作，说明他在青少年时已经步入篆刻艺术门庭。后来参加了工作就忙于工作，对于篆刻的好感逐渐被冲淡却也未曾了断。随着工作单位和岗位一来二去的变化，李晓南却迷上了摄影，借助在藏区工作和出差之际，拍摄了数以万计的风光、民俗、人物图片，并多次在国际、国内获得重要奖项，现在是青海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出版了《江源玉树》等摄影作品集。由此可见，李晓南的“好文近艺”的情结并未如烟消散，而是附着于摄影这一艺术门类，并且经过他勤奋的追求开出了绚丽的花朵。 好艺者游于艺，游于艺首在于“艺”，更在于“游”。六艺或诸多艺，爱好者可任择一二艺游之，因人而异，唯适之安。但对于“游”，则诸艺皆然，不游则枉有爱好，犹如不事耕耘何谈收获。李晓南 “游”于摄影之“艺”，长期与青海原始阔美的自然景观晤对，观峰峦之离合，感江河之无羁，抚巨石之裂隙，深悟自然之物尽皆有象而无定则，美在自然而然 。摄影创作在寄托了他的艺术情结的同时，不期然地陶染了他崇尚自然、简阔大气、朴茂恣肆的艺术审美取向。只有从这一角度，才能理解他的篆刻作品为什么会走上一条率意粗犷的路子，他是发自胸臆而非对某种风格的简单模仿。 人之致艺，凡钟情于一，则倾心务之。数年前，李晓南被调回西宁工作，任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与建设办公室专职副主任，有机会流连于西宁印人与印作之间，他的篆刻热情又被点燃，遂重归篆刻之途。回归印艺之初，即处于痴情忘物、唯刻印是快意之状态。后又在西宁主办了命题创作的“首届三江源篆刻笔会”，从整体上领略了青海印坛的不同风格和创作水平，也结识了更多的篆刻艺术家和爱好者，同时也得到了对自己篆刻创作的激励。他投师于青海著名篆刻家、书法家石映浩（逍石）先生，虚心求教。石先生于金石、古文字、书法诸方面学博积厚，又善于根据求学者的个人特点引导途径，凡求教则必有指拨，明其所以然。如李晓南所刻“黄河之水天上来”一印，在印面营构上得于石先生指导；“万水千山”一印，是他参照石先生篆刻风格的一方佳作。 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工程，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在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上的重大举措，第一期（五年）投资达75亿元，覆盖面很广，建设项目繁多，规模空前，因而决定了李晓南肩上的工作担子很重，组织协调工作十分繁忙，真正是夜以继日地忙于工作。就是在这样的工作重负下，每天无论多晚回家，他都要刻印数方，反复地磨印、刻印、拓印，直到力不能支方歇。他说，这样累自己很乐意，一方面通过刻印可以调节工作压力，另一方面可以保证学习刻印的连续性，功课每天都要做。 李白在其古诗《将进酒》中写道：“天生我材必有用”，是说人人都有天赋之才。这种天赋之才往往出于个体的爱好，以某种擅长表现出来。而人们却并不在意这种偏好，这就导致了在学艺上罔顾自己的先天情性而去追求某种时兴的风气，其结果是事倍功半地徒费时日。由自己的习性和审美偏好出发，容易较早地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子，习艺路上就会少一些因模古仿今而带来的困扰，从而有利于形成自家面目。由此可以说，李晓南经多年篆刻实践的磨洗，能脱减诸多工整的篆法、刀法和章法，直取率意粗犷一路，独尊白石翁单刀直进一法，并非怠于精雕，亦非心浮气躁，而是出于情性的率直和旷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