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秦汉陵寝制度研究第五章.docVIP

第五章 东汉陵寝制度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东汉是在西汉王朝灭亡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刘姓封建王朝。政权建立之初即借鉴西汉灭亡的教训，不断加强皇权和封建专制主义集权。以豪强地主为基干的封建政权进一步加强，而国家地主和皇室地主是豪强地主中等级最高者。另外，东汉一代又延续西汉时期的分封制度，在各地分封较多的同姓诸侯王。这些诸侯王虽已无法和西汉初诸侯王的权利、地位相提并论，但他们毕竟是分封一地的诸侯，有较高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东汉皇帝和地方诸侯王的墓葬制度虽存在一些差别，但更有较大的统一性，它们集中展示了东汉陵寝制度的发展和变化，体现出陵寝制度初步确立的时代特征。 一、东汉帝陵陵寝制度研究 东汉自刘秀建国，到汉献帝禅位于曹操，共196年，历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殇帝、安帝、顺帝、冲帝、质帝、桓帝、灵帝、献帝等14位皇帝，而少帝被废，废帝遭贬，因此只修建有12处帝陵。其中汉献帝的禅陵位于河南省焦作，其余的11座均在洛阳附近。关于东汉帝陵，史书中多有记载，但并不统一，且存在一些讹误之处，因此东汉帝陵的考古工作与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 （一）东汉帝陵的文献记载和相关考古资料 关于东汉帝陵，东汉末期的《东观汉纪》、《古今注》中已有叙述，《三国志》、《后汉书》等中亦有相关记载，唐代章怀太子李贤为《后汉书》作注时又进行了较多补充，之后各代虽均有研究，但多沿用早期记载。新中国建立之始，洛阳邙山考古工作围绕基本建设展开针对的调查钻探和发掘]。西晋皇甫谧撰写的《帝王世记》（宋徐天麟的《东汉会要》所引）中关于各个东汉帝陵的大小、方位等有简略记载。其中载汉魏洛阳城西北1520里有五陵：光武帝原陵、安帝恭陵、顺帝宪陵、冲帝怀陵和灵帝文陵；故城东南3048里有六陵：明帝节陵、章帝敬陵、和帝慎陵、殇帝康陵、质帝静陵和桓帝宣陵洛阳东汉帝陵分区。有许多的诗赋都提到了邙山的汉陵，最著名的是张载的《七哀诗》和张协的《登北邙山赋》当时人们对邙山东汉帝陵的位置以及毁废状况是。唐代以后，东汉帝陵渐渐不为人们所知。宋元时期一些关于东汉帝陵地望的文献出现错误，光武帝的原陵被定远离邙山而又临近黄河岸边铁谢村的刘秀坟清代洛阳知县龚崧林勘察了洛阳附近的古代墓冢，确定了陵墓的位置，在陵前立碑，划定了陵域范围。没有做考证，1933年河南大学校长王广庆考察邙山东汉帝陵，考察的情况记录在《洛阳访古记》一文中，但沿用旧说对《后汉书》李贤注和《帝王世纪》等早期文献提出了质疑。关于东汉帝陵的文献，比较可主要有《后汉书》、《东观汉记》、《续汉书》、《后汉纪》。这些文献关于陵园建设、陵寝制度、祭祀礼仪、陪葬制度等内容相对较多而关于帝陵位置的则较为简略。民国时期，由于邙山一带汉墓多被盗掘，出土大量与帝王陵或皇族墓葬有关的“黄肠石”，石上刻有年号、刻工名号、尺寸等内容]，对探讨帝陵方位有一定帮助。新中国成立后，关于东汉帝陵的考古工作逐步开展，取得了较多可喜的成绩。]，1981年陈长安先生对邙山地区的陵墓调查[]，1982年杨宽、刘根良等先生与日本留学生对洛阳帝陵的调查[]，1984年的文物普查[]等。2003年－2005年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进行了东汉帝陵的踏查，对墓葬的分布、方位、规格、夯层情况、外貌及现状等均进行了详细记录，发现了一些重要的遗迹和遗物，对东汉帝陵的进一步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调查工作规模较大的为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对洛阳邙山陵墓群进行的文物普查，时间为2003年10月至2007年6月[]。通过普查，获得了邙山古墓冢及相关遗迹、遗址的位置、数量等基础资料，全面了解了邙山古墓冢的规模及保护状况等。在普查的过程中还针对性地对一些墓冢的封土、墓道、陵寝建筑等进行了钻探，对东汉帝陵的保护和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另外，黄明兰、王竹林、赵振华等先生也分别对东汉帝陵进行过调查，并有相关的研究成果发表[]，对东汉帝陵的研究有均有借鉴意义。 2004年－2006年，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与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联合对偃师市高崖村东汉墓冢进行了考古钻探，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还对孟津县三十里铺村附近的大汉冢及东山头村东南的玉冢进行了考古钻探。通过对高崖东汉墓的调查、钻探和试掘，初步掌握了高龙镇高崖村冢墓群的分布与地层堆积情况，特别是M1封土的周边地层，以及近现代的破坏情况；基本确定了高龙镇高崖村南M1的原封土范围，现存封土高度，墓道长度、宽度和深度，并证实M1的封土底边平面大致是圆形的。另外，找到了与M1相近M8的墓道，并钻探了它们的长度、宽度和深度，确定了墓道的开口层位。通过地层及出土遗物，基本确定了该处墓葬的时代，初步推测高崖村南M1可能和质帝的静陵或桓帝的宣陵有关系[]。通过对大汉冢封土及地表遗迹等进行的调查和钻探，发现这座墓冢封土直径130米，高19米，封土西侧发现3座规格很高的陪葬墓冢，封土的南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