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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合会”法律制度之变迁 　　内容摘要：我国自古以来民间流传的合会习惯，在台湾自近代以来一直沿着私法化的轨道前进，即使在日占时期，合会仍依习惯对待，台湾光复后司法实务界则以判例确认合会契约为会首与会员之间的无名契约，1999年台湾民法修正增订合会一节，则实现了合会的法典化，合会契约成为有名契约与要式契约。合会契约的成文化规定，为解决合会纠纷提供了明确统一的法律依据。合会法典化在体现了台湾特色的同时，也可能导致合会习惯的式微。 　　关键词：合会，习惯法，合会契约，法典化 　　改革开放以来，“标会”在大陆被视为民间非法融资活动，浙江、江苏一带不断出现轰动一时的标会倒会恶性事件，一直是我国金融监管部门乃至司法机关感到犯难的问题。事实上，在台湾“合会”(即“标会”)这种民间金融形式，到1999年完成民法债篇修正增订“合会”一节，学术界和司法实务界也经历了一个从认识到实践不断深化和修正的过程。本文以台湾“合会”法典化为中心，介绍和评述我国台湾民间合会有关法律制度的变迁，以资我国大陆对于合会的正确认识和法律规制参考。 　　一 　　“合会”是长期流传于我国农村的民间金融习惯和传统互助组织，并兼有储蓄与融资的功能。合会简称“会”，又有“义会”、“标会”、“摇会”、“抬会”、 “互助会”等不同的形式和称法。据王宗培先生在《中国之合会》中推测，“合会”大约发源于唐宋时期的庙会活动，在我国已有千余年历史。亚洲的日本、韩国、印度等国也有类似组织，在日本称旧式组合无尽、无尽讲，也叫赖母子或赖母子讲;在印度称夺标制(Kuttu-chittll)或友助会(Nibhi)。英国工人中有称为“mutual fund”与合会制度类似，但是对中国和华人的合会，英文泛称为“Chinese Money-loan Associations”。[①]伴着华人走向世界的足迹，华人和华侨把合会这种民间金融习惯也带到了东南亚和欧美。[②]令人遗憾的是，自古以来的正统学者很少注意合会，传统的经史子集极少提及合会，以至后代的研究者总感文献不足，很难深入全面了解合会的演变源流、区域分布和运作情形。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因为农村金融枯竭和民商事立法曾激发了极少数社会经济学者、法学者对其进行了初步的调查和研究。[③]但是，直到现在大陆对此的调查、研究仍是极为有限和薄弱。[④]而台湾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由于合会在从农村到城市广大民间社会生活中普遍盛行，合会倒会事件影响波及力甚广，民众对于加强和统一合会的法律规制的呼声日益高涨。台湾学界开展了大规模的合会的调查研究活动，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司法和立法实践也已逐渐走向成熟。可惜海峡彼岸的进展、经验和教训，迄今没有引起大陆学者同行和法律实践部门的足够重视和适当参考[⑤].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多民族长期处于一体多元的发展中，合会习惯因地域、因民族、因时代而风貌各异，因而中国传统合会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形式。在我国所有合会类型中，具有互助借贷性质的合会则是各地方、各民族和各时代最普遍、最重要的一个类别。根据李金铮博士的研究，我国传统合会按照其发起的目的主要可以分为四种：储蓄类、保险类、慈善类和借贷类;按参加人数的多少分为三星会、五虎会、六合会、七贤会、八仙会、九子会、十贤会等;按照收会或转会的期限可分为年会、季会、间月会、月会以及旬会等五种;按照得会的方法分类主要有三种：标会、摇会和轮会。[⑥]按给付会款的标的物份有牛羊会、粮谷会、现金会、支票会等;按会员之间的关系可分为单线型合会、团体型合会。正因为我国合会的种类如此繁多，而且不同的种类、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称法，在不同的人群中造成了诸多隔膜和歧见，以至于很难形成集中和统一的研究资料和学术共识。 　　不论何种形式的合会，在封建时代都未曾得到当局统治者的注意和正式许可，甚至偶有倒会、烂会的风险，但是合会为广大农民发生资金困难时起到了融通资金的作用，也减少了农民遭受高利贷剥削的机会。而以刑为主的封建国家律典很少对民事事项发生影响，封建国家律典即使干涉民事事项，也多为田土赋税、婚姻伦常之属，其他事项，委之民间社会以地方习惯处理。合会只要不发展成为威胁封建统治的政治组织或机制，官府并不加禁止和干预，[⑦]职是之故，合会以民间习惯特有的生命力在我国农村长期流行。 　　二 　　合会在台湾古代的情形与大陆大体差不多。所以论述台湾“合会”法律制度的变迁，重点在于近代以来。由于近代以来台湾经历了一系列历史巨变，并且还在变化之中，甲午战争后被日本的割占而遭受殖民统治，光复后由国民党政府接管了台湾，包括合会在内的台湾民事事项遂依据南京国民政府1930年5月5日开始实施的民法处理，但是从2000年5月5日起，台湾“民法”债篇修正条文开始实施。考察台湾合会法律制度的变迁，按照历史发展的轨迹划分大致可以分为日本占领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