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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媒介仪式中观影心理 　　摘要 传播不仅仅是传递信息，同时也提供给人们一种共享表征的仪式。出于不同的传播观念，受众心理研究的思路也会不同。对媒介仪式中观影心理的研究应从传播的仪式观出发，考虑具体的观看情境，考虑仪式本身的精神要素和意识形态预设对观众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 媒介仪式 观影心理 影像 　　米淑惠，外语教学与编辑出版社高级编辑。 　　仪式是一种伴随人类社会的漫长文化现象，一度多为人类学家所关注。随着人类学仪式理论的发展和成熟，人类学家仪式的视阈从传统的仪式现象扩展到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仪式理论也不断为其他学科提供学术给养。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提出了传播的仪式观，传播的目的是为了在时间上维系社会、共享信仰，不是为了提供信息、改变思想态度或履行功能，而是确认、代表事物的基本秩序，表明一个正在进行的、易逝的社会过程。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信息载体的媒介技术也不断改变着仪式的形态和文化。伴随现代新闻事业的兴起，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网络等媒体的出现和壮大，传统仪式的组织方式、传播形式、形态结构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媒介对于仪式的重要性逐步显现。而在诸种媒介类型中，影像更是占据了核心位置，影像的出现使仪式突破了传统的时空限制，焕发了崭新的魅力。在影像传播的协助下，历史越来越多地被展演为仪式，被表现为“媒介事件”。戴扬和卡茨在《媒介事件：历史事件的现场直播》中将媒介事件定义为一种特殊的电视事件、一种仪式性的表演。为了突出媒介事件的仪式色彩，一些学者提出了“媒介仪式”的概念。“媒介仪式”特指广大电视观众通过电视媒介符号的传播，参与某些重要显著的共同性活动或某一盛大事件，最终导致的一种象征性的文化实践过程和行为。[1] 　　同传播的传递观不同，在媒介仪式当中，观影者不单单是为了获取资讯，受众心理的研究不单单是局限于传播的功能效果研究。在媒介仪式的研究中，我们应该更多地借鉴凯瑞传播的仪式观来观照观影者的心理。 　　一、特殊的观看情境 　　媒介仪式是特殊的电视事件，与平常的晚间节目样式相比有着明显区别。就如戴扬和卡茨所说，媒介事件是一种仪式性的表演，其主要针对的媒介是电视，“事实上，我们可以称这些事件为‘电视仪式’或‘节日电视’，甚至文化表演”。[2] 　　媒介仪式通过打破正常播出而获得注意，非常规性也正显示出不可错过的神圣力量，观众情愿停止正常生活的流动，加入影像的邀请之中。媒介仪式通过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将仪式事件的视频传送给观众，它维护组织者给事件的定义，解释事件的象征意义。影像散发出崇敬和礼仪的氛围，在神圣的画面中确立了自身神圣的声音，质疑或批评的立场消失了。虽然观众是通过影像参与了事件的仪式，但是影像在这个过程当中只是作为协助者的角色出现，影像中的主持人同样也是事件仪式的参与者，并表现出对仪式的礼敬和顺从。典型的仪式组织者是媒介与之合作的公共机构，这些组织者在统治集团中占有地位。他们代表舆论一致的价值，具有博得我们注意的权威。影像通过这种立场的暗示，将事件仪式主持者的意义传达到受众那里，这种妥协使影像事件显现出和谐的姿态，象征着一幅仪式过程顺利进行的画面，同时也隐匿了对权威的服从和对意识的控制。 　　在媒介仪式营造的神圣氛围下，观众以往对媒介的辨别、免疫、抵触等心理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观众表现出出奇的一致与服膺。5?12汶川大地震后，中央电视台和四川地方视听媒体超长时间的直播，不仅创造了我国传媒播报史的纪录，更将全国甚至部分地球村村民召唤入一次重大的“媒介事件”，这一媒介事件更是一次隆重的媒介仪式，其仪式功能实现了国家、国人的整合。自然与人类冲突的紧张感通过国人团结一致对不利于抗灾言行的征服得到缓解，国人的凝聚力通过国家领导人得以附着在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上。[3]在这场媒介仪式当中，人们参与到死者的葬礼当中，参与到抗震英雄的伟大救援当中，参与到灾难者直面生命困境的礼赞当中，观众们一同站在了抗震的阵线当中，站到了与灾区人民生死相连、血肉相亲的感情线上。四川的灾难被想象成为民族的灾难，并在媒介的报道当中成为世界的灾难，同时更是得到了全国乃至世界各国人民及政府、组织的帮助。在报道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各类人群对救灾抗震的情景的同时，这场媒介仪式也坚定了人们战胜灾难的决心，唤起了人们灾后重建的希望。 　　类似的媒介仪式，观看者的心理活动规律同一般的观看是不同的。这种观看的情境是一种仪式情境，而非功能研究或效果研究等传统受众研究中所面对的情境。情境的不同，观众的心理状态、角色扮演、接受效果就有明显的差异。在5?12汶川大地震电视引导的媒介仪式中，观众和媒介是一条心，观众和观众都是一家人，观众更有团体的归属感。一场只有现场参与的仪式，其影响力最多不过覆盖现场的几千人、几万人，而通过影像的记录和传播就能够获得几百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