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怡走向世界华人女作曲家.docVIP

陈怡走向世界华人女作曲家 　　三十年前，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77级班二十九个同学中，有五朵金花：陈怡、刘索拉、张丽达、鲍晋书、金月苓。入学时，几个人的知名度应该倒着排，金月苓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人民热爱的《我爱北京天安门》一曲的作者，入学之前几乎已成名人；而今天，五位同窗中，陈怡的成就当为翘楚——不仅已创作了百部音乐作品，成为全班同学中作曲数量最高的，而且至今已是在美国颇有知名度的华裔女作曲家，二十年包揽了几乎美国所有作曲大奖，非常职业化地融入美国主流音乐家中。 　　作为世界著名女作曲家、国际女音乐家联合会理事，陈怡以自己在海内外华人世界卓越的创作成绩，成为华人女作曲家的杰出代表、当今中国乃至世界女性音乐家中的佼佼者。她的成长过程，几乎代表了中国现代音乐作曲家一代精英的发展轨迹，她在坚韧中承担起中国音乐史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使命。 　　音乐童年决定人生 　　1953年出生在广州的陈怡，文静娟秀，圆圆润润，有着广东女孩的麻利爽快，天生好脾气。 　　因为家庭优越温馨，同为医生的父母对古典音乐又钟爱有加，小陈怡几乎从出生起，就生活在莫扎特的优雅音乐中。 　　三岁时，陈怡开始学习小提琴和钢琴，她的老师是广州很有名气的郑日华与李素心。小陈怡很聪明，学琴也很用功，很快便显露出良好的音乐素质，十三四岁时，已能非常娴熟地演奏很有难度的帕格尼尼作品。音乐给陈怡带来一个充满快乐和梦想的童年，也如同血脉一样，此生同长，与她不弃不离，注定了她一生的命运。 　　一场文化大革命，她的父亲被打成“特嫌”，刚刚十五六岁的陈怡，与弟弟一起到广州郊区接受再教育。那段岁月，一个不到80斤的少女，每天从凌晨4点到晚上8点，要在曲折的山路上肩担80斤担挑，上上下下跑二十多个来回。陈怡挑着重担，经常上山时小腿累得抽筋，下山迈一步几乎就要跪下……那种筋骨与心灵上的苦痛，让这个女孩子欲哭无泪。 　　在最艰苦最孤独的日子里，只有陈怡随身带去的小提琴给了她仅有的欢乐。 　　音乐唤起陈怡内心对未来的希望，也给予她比同龄人更幸运的选择。1970年，革命样板戏在全国普及，广州京剧团急需小提琴人才，陈怡以娴熟的琴艺，从此改变插队命运，被顺利选入广州京剧团任小提琴首席，一任就是八年。 　　1977年，全国高等院校恢复招生。25岁的陈怡以出色成绩同时被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与作曲系录取，最终与谭盾、叶小纲等一群当代著名中国作曲精英一起，成为作曲系77级的同窗。 　　超越前人不断创新 　　刚刚入学时，学院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各方面都百废待兴。陈怡她们第一批本科女生，全部被安排住在一楼三层小礼堂里，男生则住在小礼堂旁一排临时的简易琴房里。每个琴房不到十平米，只放着大家的行李箱子、一张小书桌和新旧不一的双人床，都已经拥挤不堪。但经过那么漫长的等待才得到学习机会，没有人因此抱怨，只有加倍地努力学习。陈怡曾经回忆到：“至今还记得当年读书时住小礼堂、抢琴房的情景，有时抢不到琴房，就躺在床上背钢琴谱，由此也练就了能看书背谱的一大本领。大年三十，吴祖强教授全家等我吃团圆饭，温暖的亲情感动至今。复调老师于苏贤教授给大家布置的没日没夜做出来的练习题，虽然是简单的技术练习，但其中却带有极大的启发性，如今看起来是多么有用，真是一生受用不尽！” 　　尽管条件艰苦，但新时期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好政策，为陈怡与同学们打开通向世界的窗口，迎接八面来风，充分吮吸海外湿润的新鲜气息，使她们有机会比前辈接触更多来自西方印象主义的各种新音乐流派、思潮观念和知识技术。 　　陈怡说，音乐风格和技术手段是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我们这一代与前辈在东西方文化结合上最根本的不同是他们用西洋古典音乐语言，我们则用二十世纪以后的音乐语言、手法与表现方式，结合华夏民族民间音乐进行创作。这种结合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个人体验的需要。 　　陈怡的导师，著名作曲家吴祖强非常支持和理解年轻一代的探索精神，他幽默地对陈怡说：“老头子喜欢搞古典，年轻人喜欢搞现代。硬让年轻人也搞古典，我们老头子干什么去？” 　　时代的进步，使陈怡一代已然不甘于亦步亦趋西方古典浪漫大师之后尘，甚至不可能停留在聂耳、冼星海的音乐语境，她们试图以新的语言表现自己的声音，呼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新一代的音乐强音。于是，突破、解构、超越、创新，这些当时还不能自由出进于传统观念技法内外的一代新人，已经在一次次突破常规，一步步摆脱功能圈束缚的苦恼，创新或还在模仿地试验出每一个不同于前辈的新声响。 　　1980年，全班同学分两组赴广西采风。山谷间缭绕的民歌与火塘边尽兴的舞蹈，给第一次深入少数民族生活的陈怡留下深刻印象，她将这一路风情，收进她的钢琴独奏曲《多耶》——她早期最优秀的一部音乐作品中 。 　　“到广西采风，去的侗寨不通车。人迹罕见。侗寨人用‘多耶’这一特有的载歌载舞的形式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