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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家我秘密属于国家 　　去年，“中国特情文学之父”麦家当选浙江省作协主席，并推出了随笔集《非虚构的我》展现了他的成长之路。 　　“小说家应该是三轮车夫，一路骑来，叮当作响，吆五喝六，客主迎风而坐，左右四顾，风土人情，世态俗相，可见可闻，可感可知。”他在书中如是说。这一次，他的三轮车带着读者一路回溯到了在学校度过的童年。乡村少年挣扎进取的艰辛，拼命学习以求通过高考改变人生的压力，来之不易的参军机会等等，麦家将自己的身世、家庭、经历、好恶、困惑、恐惧、念想，如实道来，毫不躲闪。正如麦家所说，《非虚构的我》就是一个真实的我，“我的小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全都是虚构的，但这本书有些甚至是我的微缩版自传，是对我过去走过的路的一种检点。” 　　谈到他的经历，他告诉《国家人文历史》的记者：“有一种人是在预定和设计中往前走的，另有一种人是稀里糊涂的，我属于‘另一种’。但是我想，即使是有预定和设计也难免峰回路转，人生最大的设计师肯定不是自己，而是‘他人’，是命运。” 　　人生最大的设计师是命运 　　麦家原名蒋本浒，1964年生于浙江富阳。在他的记忆中童年都是苦难，印象最深的是，父亲经常被游行批斗，他不敢出门上街，觉得丢人，走在街上也感觉所有人都在鄙视他。因为爷爷是基督徒，外公是地主，父亲是“右派”和反革命分子，麦家说：“在那个年代，像我们这种家庭，就像今天一个家庭里既有人犯了叛国罪在坐牢，又穷得交不起学费，低人一头，低到泥土里。” 　　事实也是如此，被同学骂“狗崽子”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老师也会公开羞辱他。有一次下雪天，老师出去看雪了，麦家和同学在教室自习。雪花从窗户里飘进来，落在临窗而坐的他的脖子里。他下意识地缩紧了脖子，起身想去关窗户，刚好被从外面赏完雪进来的老师发现。老师走到他面前，问：“你要干什么？”他说：“雪飘进来了，我想关窗户。”老师问他：“是不是冷？”麦家点点头。老师却说：“你头上戴着两顶大黑帽还怕冷啊？” 　　小时候生长在农村的麦家，几乎没读过什么书，这也是“文革”那个特殊年代的普遍情况。12岁那年，他随父亲去一个亲戚家拜年，在亲戚家的灶房里，他发现了一本用来引火的《林海雪原》。这本不完整的书，就是麦家看到的第一本小说。对于这唯一一本书，麦家爱不释手，看得夜不能寐，翻来覆去几乎读了一个学期，最后很多章节都能背诵出来。 　　这样的遭遇，让他的内心非常孤独，没有朋友，让他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那时，农村的孩子很少有写日记的，没这种风气，也很少有这种教养。因此，麦家写日记在那个环境里是属于很另类的，另类得有点病态。他说：“我写日记就是为了满足倾诉需要。人天生有交流、表达的欲望，没人愿意跟我交朋友，日记成了我的朋友，有什么话我都跟它说了。我自己给自己创造了个朋友，它排遣了一个少年的孤独，也让这个少年对文字产生了亲近感。我后来写小说跟这段经历有很大关系，写日记是一种文字训练，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写日记我和文字建立了感情，我信任它，有话愿意以这种方式来说。” 　　麦家另外一种排解心事的方式，是在田里帮助父母做一些简单农活的间隙，独自对着水牛、大树以及稻草人说话。因此，1983年，当他在书店里第一次看到《麦田里的守望者》时，就被吸引住了，以为它写的就是稻草人，这也是麦家买的第一本外国小说。他记得：“没想到，在读过之后，塞林格在小说中的一些情绪很接近我当时的内心：孤独，苦闷，躁动，反叛。我更没想到小说原来可以像日记一样写。我从小就写了很多日记，这个发现给了我极大的鼓舞，我也正是从此开始梦想写小说。” 　　现在回想起这些童年的记忆，麦家觉得：“正是因为童年受了这种伤，一辈子都要疗伤，我才会走上写作这条路。写作是疗伤的方式之一。” 　　“文革”时期，读高中是需要组织上推荐的，而且名额十分有限。麦家的家庭成分不好，原以为初中已经是他人生求知途中的最后一站。但等到麦家初中毕业的时候，已经“改天换地”，取消了推荐制，改成考试了。 　　1978年正月初二，他初中的最后一学期开学前，父亲专门把他叫出门，去了几公里外的一所高中，也就是他后来读高中的地方。父亲带着他绕着学校的围墙走。一边走，父亲一边开导他，说：“以后读高中不搞推荐了，能不能考上，就看你的本事了。”父亲还告诉他：“文化像太阳光，火烧不掉，水淹不掉，谁也没收不了。” 　　原本因为没有奔头，读书很差的麦家，带着这句话去上学，完全变了个人，像换了一台“发动机”。因为“发动”得迟，麦家的语文一时追不上去，中考时只考了60分，低于全班平均分10分之多。数理化是可以突击的，考得很好，使他成了全班98个同学中，考上高中的五人之一。以至于，后来麦家的语文老师听说他在写小说，不相信，开玩笑说：“他能写小说本身就是篇小说。” 　　偶然成为情报官 　　1981年，高中毕业的麦家，因为数理化的成绩突出，偶然进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