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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克纳“寂寞”与“喧哗” 　　对于福克纳的中国热爱者来说，牛津镇（Oxford）毫无疑问是个令人振奋的地方。因为自一九○二年福克纳随家庭迁居至此，到一九六二年去世，伟大的作家基本上没有离开过此地。这里不仅有著名的橡树园（Rowan Oak），还有密西西比大学的世界福克纳研究中心，以及大学内独具特色的、丰富的福克纳馆藏（J. D. Williams Library William Faulkner Collections）。这一切无不令福克纳迷心驰神往，牛津镇也成为一块名副其实的圣地。相形之下，福克纳的出生地—美国南方密西西比州北部的新奥尔巴尼镇（New Albany），以及福克纳家族的主要活动环境—新奥尔巴尼镇以北的瑞普利（Ripley）—反而越来越淡出中国福克纳研究者的视野，越来越无足轻重。这肯定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福克纳的曾祖父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参加过墨西哥战争和美国内战，做过律师，也当过陆军上校，不仅投资兴建了瑞普利铁路（Ripley Railroad），还写了一本名为《孟菲斯的白玫瑰》（The White Rose of Memphis）的畅销书。福克纳家族世代居住在瑞普利，声名显赫，尽管福克纳本人的主要活动在牛津，但若要从家族生活、地域环境、风尚习俗等方面的影响来研究福克纳作为美国南方文学杰出代表作家的“生成史”，瑞普利的意义显然要比牛津大得多。而位于两者之间的新奥尔巴尼，则记录了福克纳出生前后的家庭生活，为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研究福克纳的生活创作提供了最原始、最真实的材料。 福克纳故居 洛文橡树园全景 　　一八九七年九月二十五日，福克纳出生在新奥尔巴尼。一年多后，全家搬到瑞普利。又过了四年多，才举家迁居牛津。新奥尔巴尼是美国南部的一个小镇，常住民不过八千余人。福克纳的父母结婚后即从瑞普利搬到此处，并在福克纳出生那年花一千美元买下了一栋单层的房子。这栋房子在福克纳全家再度迁至瑞普利之后，被一个长老会牧师所拥有。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政府为了建造一所现代大厦，最终拆除了它，只在原址留下一个标志性的石碑。在距离这个石碑西部一个街区的地方，是新奥尔巴尼的镇博物馆（Union County Heritage Museum），博物馆里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福克纳的家庭信息。 　　新奥尔巴尼镇的博物馆馆员全部由志愿者组成。二○一○年六月，我借访学美国之机前去“朝拜”福克纳的圣地牛津镇，中途在新奥尔巴尼镇的博物馆停留了半天。博物馆的馆长Jill N. Smith非常热情地向我介绍了新奥尔巴尼的历史、博物馆的构成和运营状况，带我参观了福克纳的出生地旧址及博物馆的相关馆藏。她告诉我说，在我之前，还从未有中国人到此地造访。她没有料到一个中国的福克纳迷，如我，专程从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飞到南部密西西比州的牛津镇，只为探寻福克纳的旧迹。她更没有料到，如我所告诉她的那样，在中国高校的欧美文学史教科书中，福克纳是非常重要的一章。热爱世界现代文学的中国学子，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福克纳的名字、不曾读过他的作品。福克纳在中国，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明星作家”。 新奥尔巴尼镇博物馆 博物馆内景 福克纳用过的打字机 　　确实是这样。福克纳（福尔克奈）的名字早在一九三四年就出现在由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上。一九七九年，《外国文艺》发表了福克纳的三个长篇小说《献给艾米莉的玫瑰》、《干燥的九月》和《烧马棚》，以及马尔科姆·考利的评论文章《福克纳：约克纳帕塔法的故事》。一九八四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又出版了福克纳的代表作《喧哗与骚动》，由此真正开始了中国学界对福克纳的译介和研究工作。到目前为止，中国已召开过三届福克纳研讨会。第一届在一九九二年，由北京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联办；第二届在一九九七年，由北京大学英语系、香港浸会大学英语系和香港中文大学港美中心联办；第三届在二○○四年，由四川外语学院等联办。三次会议分别探讨了福克纳作品的意义与写作技法、福克纳与美国南方的关系、福克纳在二十一世纪等重要问题。 　　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的“福学”热潮是一个更有价值也更为重要的文学事件和文化事件，它比研究福克纳其人其文本身更有趣。比如说，一九三○年代，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界发生了什么？缘于怎样的动机福克纳被中国文人介绍到中国来？文学翻译是怎样发生的？它和社会现实、时代精神以及文化的历史传承有什么关系？翻译家对异域作家作品的选择标准与什么有关？又是怎样形成的？翻译的创造性尺度在哪里？福克纳的流行和福克纳本人的关系是什么？与美国文学以及中美之间的文学文化交流又有怎样的关联？这其中是否有政治、外交、历史渊源、社会惯例、意识形态等非文学的因素在发挥作用？作为一个以文风晦涩、朦胧、冗长而著称的现代主义作家，福克纳究竟凭借什么吸引了中国的读者？而在追捧福克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