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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小纲一个音乐人中国故事 　　9月22日，美国纽约林肯中心举办了中国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叶小纲的个人作品音乐会。音乐会的名字是“中国故事”。演奏他作品的是底特律交响乐团。在音乐舞蹈艺术的高级别舞台，由美国主流乐团举行音乐会，这代表一种承认。应该说，每个人的经历背后都有时代的原因，叶小纲的个人追求与中国故事又有着怎样的关联？作为一个中国音乐人，他怎么理解自己的音乐理想与文化身份？在他赴美参加音乐会的当天，记者对此作了采访。 　　音乐理想――滤去世界的尘埃？ 　　记者：9月22日，美国纽约林肯中心将举办您的交响作品音乐会，这对您个人的音乐生涯有特殊的意义吧？ 　　叶小纲：不算什么特殊意义，就算实现了青年时代的梦想。我在中国很多地方开过作品音乐会，包括港澳地区。前天还在台湾“国家音乐厅”演出我的协奏曲《我遥远的南京》，是献给在南京大屠杀中被日本军人杀害的30万中国公民的作品。听说演出很成功，听众很激动，可能是因为引起的联想比较多吧。现在音乐会开到纽约来了，这里是世界文化中心的舞台，我曾经想过总有一天会来这里开音乐会，现在到了时间，开就开了，也没什么。我很多预感和理想都成为现实，应该说和毅力有关，也与境遇有关，更和这么多支持中国音乐发展的朋友和机构有关，我最衷心感谢的是他们。个人作品音乐会在国际舞台上并不多见，这需要很大的勇气，更重要的是对自己艺术的信心。在美国，音乐家要在这种场合开个人音乐会，也十分困难，一般到75岁、80岁生日的时候也许会有这种可能。昨天林肯中心发出了一条意味深长的广告，“来购底特律交响乐团历史性音乐会的票”。里面提到我是美国主流交响乐团第一次历史性地为一位中国作曲家举行个人音乐会。我有点惶恐，但内心仍然平静。 　　记者：您出身于音乐世家，能不能谈谈您的父亲叶纯之。他对您在音乐领域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 　　叶小纲：我父亲是中国老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吃草，但挤出的是牛奶。他一生坎坷，从未有任何怨言，为国家各层面工作都做出了杰出贡献。他的悲惨遭遇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但他去世前最后的文章、学术著作及音乐作品仍然充满了温暖、阳光、善良与智慧。只有高尚的人格才会达到如此境界，父亲是我学习的榜样。但我父亲逆来顺受的性格我不愿继承。他离世后，我的音乐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没有那种嚣张乖戾、呼天抢地、抱怨时代、怨天尤人的小气。我不是那种在舞台上砸锅卖铁、撒狗血走极端、热衷展示中华传统文明中那些消极、荒唐甚至猥琐特质为己任的“艺术家”。我是那种“你美国人大气，我比你还大气”那类人。我希望自己的音乐有它的走向：美丽、美好、高质、天真、励志；能滤去世界的尘埃，给予人以坚定的信心，和面对世界的从容与宽容。能浓墨重彩，也可声色微现；能流丽酣畅，也可清扬婉转；大作品做到黄钟大吕，搏激励志，小作品可以尺幅兴波，微雨湿花，浮现淋漓丹青的美感与醇境。这种状态，需要时间与磨砺。 　　心路历程――站在这片土地上 　　记者：您曾在一些场合谈到过年少时候的艰辛生活。您现在怎么看那一段在农村的经历？它是否影响你对世界和对音乐的理解？ 　　叶小纲：我不想强调自己少年时代的艰辛，这种经历我们同时代的人大概都有。对于艺术家这是份宝贵的经历，让我能在这几十年间都励志与不屈不挠。我其实是个很随和、很好合作的人，遇到困难时还算坚强，该不妥协绝不妥协，这是坎坷经历锻炼出来的。我遇到的困难，表明了人性的复杂。我把这些感悟都表现在音乐里了，比如我的歌剧《牡丹亭》，汤显祖当年描绘的社会百态我都一一再现，剧中人与人是如何互相爱恋或互不信任、人间美好和丑恶如何并存、井市间如何贴心置腹或尔虞我诈，可以说没有这些阅历我不会这样创作这部歌剧的。 　　记者：您是1978级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1977级、1978级的学生有很多是现在各个领域的中坚，身为其中一员，您认为这一代人特别优秀吗？或者特别幸运？ 　　叶小纲：我们沾了历史的光，至于是否真优秀，过几十年后再做评价。77级、78级尽管幸运，现在在很多领域都有担当，但其实其历史局限性也显而易见，因为中国社会实质性变化并不大。比如当年挨整吃苦的人，他们的后人整起人来丝毫不比当年整他们父母的人的手段差，我天天遇到这种事，真是亲身经历。我们的人文素质究竟提高了多少？我们这代人也应负些责任吧？对于历史，我们是否真正有清醒意识与独立人格？是否真正为我们这个民族在思想、文化、艺术、科技、法制等领域的建设给世界留下什么值得后人自豪的东西？看不到存在的问题是愚蠢的。中国社会真正大踏步前行，还需要更多时间。 　　记者：就读中央音乐学院期间，您就有过几次出国演出。那是改革开放后打开国门的初期，能不能谈一下与西方最初接触给您的印象？1987年开始的8年美国留学生活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经历？面临回国发展时又有怎样的设想？ 　　叶小纲：最初印象当然是物质丰富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