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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课程改革文化旨趣 　　【摘 要】在新课程改革稳步推进的当下，课程文化问题日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以往的课程文化研究中，课程常被视为文化传承的工具，于是，课程在文化的意义上成为一个虚概念，且无独立的文化品性。为此，我们认为，新课程改革下的课程文化应具有自主、自律以及自为性的品格，以期重塑其在新课程改革中的文化主体性地位。 　　【关 键 词】新课程改革；课程文化；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3）04-0045-03 　　新课程改革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文化变革与创新，在这条路上我们愈发地意识到当下的课程变革中存在着一种自主、自为的文化缺失，其结果势必导致课程文化的逻辑混乱，使课程改革失去文化根基。 　　众所周知，课程与文化本身就有着天然的血肉联系。一方面，文化作为课程的母体决定了课程的文化内涵、品格以及特质，并为课程的基本逻辑设定了其逻辑范围及来源范畴，离开了文化，课程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另一方面，课程本造就文化，并且作为文化的传承工具为文化增殖提供了媒介，离开了课程，文化的生命之源终将枯竭，绵延的文化长河也不可能流传至今。在课程作为文化传承工具这一命题下，它只是以文化的一种工具品性存在，而不是文化的主体性存在。本文旨在对课程变革中的文化自主、自律以及自为性的文化回归进行探讨，以期重塑新课程改革中的文化主体性地位。 　　一、概念的界定 　　1. 文化。“文化”几乎是使用最广但界定起来又相当混乱和模糊不清的一个概念。尽管如此，文化这一术语似乎又并不缺乏界定或者解释。对于什么是文化的问题，长期以来在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文化这一概念界定之所以出现杂乱无章的现象，一方面是由于文化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广泛性、差异性造成的；另一方面，研究者的知识背景、历史观、价值观、方法论及其视野、旨趣的差异也使他们对文化的界定与解释大相径庭。不过，尽管关于文化的界定已达数百种，但这并不等于文化真的具有那么多的本质属性。分析有关文化的种种界定，我们发现关于文化的界定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面来进行的，有一些共同认同的观点，如人们都认为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科学文化、大众文化等等，从而使人们对文化的理解呈现出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1] 　　文化学有一个基本观点，文化的实质性涵义是“人化”或“人类化”；即有了人，就开始有了历史，也开始有了文化。也有研究者认为：“‘文化’不仅是一个名词，而且还应作为动词来理解。它不仅是一种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静态结果，而且还是一个生生不息的人化自然、人化世界的动态过程。文化本身既表现为外在的文化现象，也表现为人内在的文化心理。文化的进步，就是人的本质内涵的充实与延伸，它与人自身的完善和发展是统一的。因而，只有用‘人化’这个左右逢源，兼动静于一身，溶内外于一体，寓人的本质及其实践活动于其中的词来界定文化，才较为确切。[2]在斯佩曼（R.Spemann）看来：“正确生活的幸福生活的理论，无论任何形式的文化都摆脱不了它的属人本质。文化的这种属人本质是由各门具体学科的终极关怀来表达的，而各门具体文化学科诸如哲学、艺术、历史等的终极关怀或指向人的自觉，或指向人的自由等等，概言之，文化必须表征和确证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本质。[3]基于此，笔者认为对于文化的定义，首先文化是活的，是一种动态的创生，我们应该站在人的基点这一角度来认识文化，并与人的价值观、生活观融为一体，树立起对文化的一种自觉态度，即以一种理性的角度来理解文化。 　　2. 课程。课程一词源于拉丁语“currere”，意指“跑道”。据这一词源，最为常见的课程定义是“学习的进程”。课程是“一个用得最普遍但却定义最差的术语”。根据美国学者鲁尔统计，课程这一术语至少有119种定义。从总体上看，对课程的解释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维度：第一，将课程视为学科；第二，将课程视为目标；第三，将课程视为经验；第四，将课程视为活动。现今，课程的内涵已大大的扩展。课程是涵盖了教育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活动乃至评价方法在内的广泛的概念。对于课程的概念，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家都从不同立场、不同角度对课程概念进行解析。因此，“对课程的解释与界定，必须立足于教育范畴，在教育的意义上来进行，并以此赋予课程独特的自在与自律性文化内涵与品质。否则，依旧只就方法、技术层面或学科、经验、活动、目标等维度界定课程，那么，课程的根本性的、内在性的品质与内涵就永远得不到揭示。”[4] 　　基于上述对于课程的分析，笔者认为课程应是在师生交互活动中，为了学生的发展，即人的发展，充实文化、实践及经验所进行的一种教学轨迹。 　　3. 课程文化。课程文化，是一个复合概念，由课程和文化两个术语组成。有学者认为：“课程文化不是体现在学校中的某个社会群体上，即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