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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法典化视野下性自主权 　　摘要：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性自主权问题论及不多，在目前民法法典化的背景下研究性自主权具有其独特的价值。性自主权属于民事权利的范畴，其具体属性应当是具体人格权而非一般人格权。性自主权的基本内容应当包括性保持权与性决定权两个方面。性自主权应当在我国未来的民法典中得到规定。　　关键词：性自主权；人格权；民法典　　中图分类号：DF5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2）04?0046?05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我国的立法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民法典的制定成为立法工作的重心。随着民法典各个主要部分立法工作的基本完成，人格权立法作为最后一步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在人格权立法过程中，如何准确界定性自主权的性质与内容，已成为人格权制度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本文就此作一分析。　　一、性自主权属于民事权利范畴　　由于我国私法对性权利规定的不足，并且司法实践中对性权利的侵犯多采取公法上的救济途径，造成对性自主权实质属于民事权利范畴的忽视。性自主权，是指在法律和范围内自然人所享有保持其性纯洁以及对其性利益自主支配的权利。[1] 性自主权其实质是一种自决权，属于民事权利的范畴。　　从性的本质上看，性属于“私人事务”。性本质上的“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性具有隐私性与秘密性；二是性具有私人性与个人性。“性对象的选择和性行为的完成主要是通过个体的自为方式来实现的”，因此，“性往往表现出‘自治’的品质”。[2] 在不损害他人性权利的基础上，个人对自己的性事有自主决定和行为的权利，国家不能予以干涉。私事自己决定权的法理基础来自于对人格尊严与人身自由的尊重，是民法上“意思自治”原则的一种体现。民法所调整的对象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性通常仅仅涉及私人之间的关系，而且现代的“性”也不存在不平等的现象，那么因性所产生的人身关系以及财产关系理应属于民法所调整的对象，性自主权理应属于民事权利的范畴。　　从比较法上看，德国民法典第825条规定：“因欺诈胁迫或滥用服从关系使妇女允许为婚姻外之性交者，应负赔偿因此所生损害之义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95条规定：“不法侵害他人之身体、健康、名誉、自由、信用、隐私、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节重大者，被害人虽非财产上之损害，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其名誉被侵害者，并得请求回复名誉之适当处分。”“在日本性骚扰案件中，法院大多以性骚扰侵害了女性的性自由以及性的自我决定权等人格权为依据认可女方向男方提出赔偿请求的主张。”[3] 很多国家与地区均从民事角度对性自主权的保护作出了法律规定，体现了性自主权的民事权利属性。　　从法律实践上看，由于我国民法通则以及其他民事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均没有对“性自主权”作出明确规定，致使在司法实践中性自主权难以得到保护或者难以得到全面的保护。司法实践中在遇到侵犯性自主权的案件时，通常考虑对受害人予以公法上的救济，忽视从民事角度对受害人进行赔偿，致使受害人的民事权益无法得到保障。一些法官通过保护身体权、健康权、名誉权、人格尊严等形式对性自主权进行民法上的保护，即司法实践已经先于立法对性自主权的民事权利属性进行认可并加以保护。随着司法实践经验的累积以及人格权理论的成熟，性自主权在民法上予以规定在立法技术上已经具有可操作性，并且将性自主权界定为民事权利将有利于填补民法上性权利保护规定的空白。　　在现实生活中，与性自主权有关的案件越来越多，尤其是广为引人关注的性骚扰案件。而当被害人遇到权益受损实际运用法律途径寻求救济时，常常由于实体或者程序上的障碍，致使个体因正当性权利得不到救济而陷入困境之中。刑法以惩罚主义为重心，并且刑事责任之追诉往往要求情节较严重，受害人并没有因对加害人处以刑罚而获得完全补偿，反而会在漫长的诉讼过程中遭受“二度伤害”，最终获得的通常是“迟来的正义”。行政上的救济途径亦难以实现对受害人进行经济补偿的目的。受害人更多地希望可以寻求民事救济途径。“在法律史上，权利的昌明是与权力保护同步发展的，而权利保护的发展动力则来自于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4] 作为以私权救济为己任的民法，必然应当对现实中的这种利益诉求作出回应，承认个体的这种权利主张，为个体追求幸福提供最大程度的制度支持。　　二、性自主权是具体人格权　　性自主权本质上是一种自决权（Recht auf selbstbestimmung），该自决权意味着权利主体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及公序良俗的前提下可以对其人格要素自由支配，依据其意志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该自决权是具有排他性的绝对权，权利主体对任何人都可以主张这种权利，遭受侵害时可以请求防止或排除妨害。当然这并不意味其可以任意行使，同其他民事权利一样，其行使应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另外，该自决权专属于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