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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爱国强民英雄赞歌 　　历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最珍贵的宝藏。“读史可以明智，读史可以明鉴”，一个不懂得珍重自己历史的国家和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悲哀的国家和民族。“历史的经验值得重视”，这是毛泽东同志的至理名言，也是每一个中华儿女应恪守的人生观、价值观。而作为当代风起云涌的影视艺术，“存信史”的功能愈发需要得到高度发挥。因此对影视工作者而言，对民族历史发展长河中的重大事件和重大人物进行追溯自然也是顺应时代心理，表现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一种重要方式。再来看近年来的中国影视作品，清代戏在数量和收视率上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似乎成了编导人员首选的“香饽饽”。但其中很大一部分作品的视角都集中于宫廷斗争、谋权篡位等方面，甚至玩起了“穿越”的新时尚。这样的结果一方面是造成了观众的审美疲劳（比如对众多影视剧中“四阿哥”的调侃），另一方面更是有改变历史事实，颠覆历史经验之虞。2011年，一部45集长篇电视连续剧《枪炮侯》的出现，则适时对此现状做了一定调整。它的历史品格、文化品格和美学品格，也就显得尤为可贵。它通过对从甲午中日战争到清廷覆灭这一段历史故事的讲述，不仅为中国观众温习了众多重要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强调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灭亡和辛亥革命胜利的注定性，更是引发了对大时代潮流裹挟下的小人物命运的关注和反思。它成功地塑造了以“枪炮侯”侯久满为代表的那个时代的一批心怀国民、梦想不止的枪炮家，却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了可歌可泣的悲剧。侯久满个人和家庭的悲剧事小，他执迷于清末的枪炮大业的悲剧事大。尽管他对枪炮事业极其热爱，他对清朝忠贞不二，也依旧难逃万象更新的时代漩涡，“强国强民”的信念将在新生事物的手里显得更加灿烂和辉煌。 　　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框架 　　著名文艺评论家仲呈祥先生曾经指出，创作历史剧的根本经验是把握好“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动态平衡关系。“大事”是剧作者能够准确把握时代脉搏、顺应时代发展的必须规律，“小事”是剧作者通过“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戏剧冲突来诱发观众掌握历史的规律。以剧中“小事”反映历史“大事”，以历史“大事”激化剧中“小事”。 　　一方面，“大事”需要经过艺术化、审美化的提炼和艺术思维的转化，才能成为适合审美表现的对象。在《枪炮侯》中，“大事”则是指众多历史事件，如甲午中日战争、庚子西狩、日俄战争、慈禧新政、辛亥革命等。编剧在不违背史料的基础上，对这些“大事”进行艺术上的修整。如历来认为，两千多年君主专制制度的灭亡是缘于清末政府闭关锁国以及军工业发展落后等，但历史真相仍是值得今人来揣摩。其实，慈禧后期有很多积极革新的举措，如废除科举，改新学考试选才、鼓励留学、重用海归人才等。尤其在《枪炮侯》中，表现了慈禧积极发展军工业的一面。慈禧虽对侯久满等军工业大臣要求苛刻、分文不给，但她对侯久满整顿江南枪炮各局的大手笔是相当赞赏的，对他研制新枪新炮、西学中用的作法十分通融，对他将五羊枪销往欧洲的作法非常鼓励。通过这样“以退为进”的历史阐释，更是揭露了清朝最根本上是亡于君主专制制度。观众也得以更深切地看到历史进程的曲折复杂，从而进入更深一步地进行人文历史思考。在表现清末十大谜案之一的“光绪之死”时，编导更是从剧情的前因后果、事件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当中提出了新的解释――袁世凯手下赵秉钧的毒杀。前有赵秉钧的毒辣与小人得志，后有皇后与阿尔萨兰对袁世凯的怀疑与暗杀，因此这种解释相当合理。再说“珍妃之死”也被《枪炮侯》解释为珍妃的洋务思想影响着光绪，慈禧是基于此原因才痛下毒手。这个矛盾就不再仅仅是家庭的婆媳矛盾，而是西方先进思想与落后的君主专制之间大矛盾的结果。总之从以上都可以看出，艺术取代不了历史，历史也限制不了艺术推理。历史“大事”只要以真实可信为生命，适合影视表达，就可以更好地带动剧中“小事”的发展。 　　另一方面，剧中“小事”也从历史“大事”中出发，获得了更强的戏剧张力。在《枪炮侯》中，不管是侯府一家和动荡社会的冲突，还是侯久满个人枪炮理想和国家疮痍现实的冲突，抑或是侯久满对子女的情感和他维护清朝统治理性的冲突的深层次根本动力仍是来自历史固有的矛盾。历史固有的矛盾也牵引着这一连串的戏剧冲突发生，腐朽的封建专制阻碍了人们对自由民主的追求，扼杀了女性与男性一样的平等权利，压制了中华儿女与洋人的正当竞争。这些矛盾在侯久满身上体现地更加多与复杂：儿女没有一个像他一样对清廷忠诚不二，大儿子侯正良皈依基督教、天性悲天悯人，二儿子侯可言贩卖土烟、爱上洋女子，义子侯妹仔投身革命、成了“炸弹王”，小女儿侯玉姑则鼓吹造反、成了绿林土匪头；妻妾的行为思想也因受到的教育形成鲜明对比，大福晋阿尔萨兰既年轻好学又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行事如同“狮子”一般敏锐勇敢，敢于追求自由的恋爱，侯夫人由于年迈古板且遵循“三纲五常”传统，成天吃斋念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