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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社会转型时期网络舆论与社会舆论 　　摘 要：网络舆论固然不同于社会舆论，但都是现实民意通过传统媒体或新媒体的映射和反映；随着网络对社会生活和社会互动的深刻改造，网络空间和现实社会的主体日益同构、内容高度重合，网络舆论比过去的任何方式更逼近真实民意。在当代中国转型社会的特定背景下，网络舆论的复杂性要求以治理为手段，以共识和发展为目的，正确判断网络舆论背后的现实问题，有效规训网络失范涉及的不良言行，积极回应正常意见表达，促进网络社区繁荣。 　　关键词：社会转型时期 网络舆论 社会舆论 民意主流化 　　绪论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普及应用，网络已经成为社会公众获取信息、共享资源、沟通交往和表达意见的重要渠道。一个有别于由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所构建的传统单向度舆论场的新兴舆论场逐步成型，成为反映社会舆论和民意的重要窗口。 　　发展中的中国不但面临艰巨的工业化、现代化任务，而且还处于从传统管理体制向现代性全面转型的复杂过程，矛盾错综复杂、纷繁激烈。在新科技革命背景下，国内社会的信息传递和互动方式正在发生深刻改变，现实层面表达渠道的不畅通与网络世界发表看法的低门槛形成鲜明对照，使得中国公民――网民群体在网络技术转型与社会转型紧密互动的过程中产生了特殊的聚集效应。当前，国内网络舆论形态复杂、多变，往往对公共事件形成集中的意见风潮，网络已经成为发展阶段性矛盾和新的社会压力的消解渠道，发挥了超常的特定历史作用，完全迥异于已经历工业化早期的西方发达国家。 　　网络舆论对于当代中国社会进程的深刻参与，是特定时空条件下社会变革和科技进步的共同结果，具有特殊性。国内改革开放进程中社会矛盾问题的复杂化、表面化和国际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兴盛，都使得社会成员倾向于在思考和讨论社会问题时关注体制等政治因素。苏联东欧剧变以来对主流意识形态和信仰的质疑，在这一过程中往往被无限放大，成为诸多无暇深入研究问题根本症结的一般社会成员盲目跟风的对象。反主流政治表达为了规避网络管理手段，往往以隐含和曲折的方式加以呈现，甚至借助“媒体管制”渲染“政治悲情”。这就导致网络舆论在政治上的“双刃剑”特征显著：网络渠道监督建言、促进党风廉政建设体现了积极的一面；无休止的网络暴力、网络谣言则体现了消极的一面。这种复杂多变的面向，构成了网络舆论在当代的特殊意义。 　　2009年以来，国内关于网络舆论和网络民意性质的论述文章逐渐增多，涉及“人肉搜索”、网络隐私和网络暴力等方方面面。2013年5月，《人民日报》[1]《中国青年报》[2]针对雅安地震后社交网络消息庞杂、意见纠缠的状态，密集强调“网络民意不等于社会民意”等观点。由于网络自身的应用主体、传播规律和舆论空间的特殊性，尤其是受现实环境和利益关系作用的影响，网络民意当然不完全等同于社会民意。但问题的关键是，网络舆论在何种程度上不同于社会舆论和现实民意，以及如何全面辩证地看待网络舆论。 　　网络舆论、社会舆论与现实民意的关系 　　1.民意与舆论的思想渊源 　　现代社会科学理论视野中，舆论具有广义和狭义两重含义。国外主流研究中，舆论（public opinion）和民意在字面上基本没有区别。法国思想家卢梭第一个把人们对公共事务和社会问题的意见概括为“公众意见”这一概念。在休谟、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眼中，“舆论”是公众理性的结晶，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3]；也有人对公众理性表示悲观。 　　这一分歧在美国建国初期民主共和党和联邦党人的政治论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指出，公众舆论固然是民主社会的指导力量和主要权威，但也存在利益导向、自我论证、易于诱导等需要正视和克服的局限性，需要通过保护和维持开放空间来维护公民精神[4]。 　　20世纪上半叶，民意测验和民意研究逐渐兴起，“民意”概念产生了区别辨析的基础。不同学者对民意的看法分歧较大，但普遍认为民意包含民间和非政府的、公开和不公开的意见，在阐发和表达中存在丰富的形式，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其中“潜隐”的部分需要人们去了解、探查[5]。“舆论”的狭义概念更加突出地强调其“公开表达”的性质，是一种“议论形态”[6]，与意见言论传播的介质――大众传媒密不可分：电报、电话的发明，使报纸等舆论载体具有了空前的公共性，作为整体的现代社会舆论逐渐形成；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舆论管理技术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也已炉火纯青。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特别重视媒体等客体这种“反客为主”的过程，鲍德里亚认为当今社会成了大众媒介构建的“仿真”世界，这种仿真本身反倒成了“真实”[7]。因而，可以把“舆论”看作一定社会范围内，消除个人意见差异，反映社会知觉和集体意识的、多数人的共同意见，这种意见需要通过大众媒体抽象凝聚并表达出来，成为可以被直接认识的对象。 　　在我国传统社会，舆论、民意等词汇出现较晚，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