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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家庭教育中修身教育转型及其对高校德育启示 　　摘要：中国家庭教育历来重视子弟的修身教育，随着近代社会转型，家庭教育中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传统的修身教育也发生了改变，独立、平等、乐观、利群、合作、公德等元素开始成为一些家庭修身教育的内容。近代家庭教育中修身教育的转型，对当今高校德育的内容和方法都产生了一定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近代；家庭教育；修身教育；高校德育 　　中图分类号：G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3）35-0155-02 　　作者简介：吕雯慧，女，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教师教育、特殊教育。 　　所谓修身是指个体自身的道德修养问题，修身是一个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中国家庭教育中历来重视子弟的修身教育。北宋司马光在《家范》中指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凸显了修身教育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位置。[1]清初思想家唐甄在《诲子》一文中指出“君子之道，修身为上，文学次之，富贵为下”，要求儿子在教子的时候重视修身教育。[2]这种重视修身的家庭教育传统在近代得到继承。曾国藩在家书中指出：“余生平略涉儒先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3]为此他专门作了《不忮诗》和《不求诗》，教导子弟从不妒忌、不贪名利入手，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国民党军政要员李烈钧也告诫儿子不要追求钱财，他写下了一则庭训：“一点点好事都要做，一点点坏事都不能做，尤其不可搞钱。子孙不如我，要钱做什么；子孙强于我，要钱做什么，”[4]要求儿子们每天晚上，都要列队站在父母面前背诵这则庭训，儿子们从小到大，一天也没有间断过。 　　一、家庭教育中修身教育的近代转型 　　近代，随着现代伦理思想的初步形成，家庭教育中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传统的修身教育也发生了改变。近代社会所提倡的独立、平等、乐观、利群、合作、公德等元素开始成为一些家族修身教育的内容。胡适先生很注意培养儿子的独立人格，他在《我的儿子》一文中，以直接对儿子倾诉的口吻写出了自己家教的宗旨――“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儿子祖望十岁时，他便把他从北京送到苏州寄读，以培养其独立的人格、社会责任感、合群助人的品性。陶行知先生也注意从小培养儿子的自立、助人的精神。他除了为孩子做出自立立人、自助助人的榜样外，还就此和儿子商议出一个教学做过程，分四个阶段：“三餐喂得饱，个个喊宝宝。小事认真干，零用自己赚。全部衣食住，不靠别人助。自活有余力，帮助人自立。”梁启超先生非常注意孩子乐观精神的培养。他认为：“趣味是生活的原动力，趣味丧掉，生活便成了无意义。”他反对悲观与沮丧，在给孩子们的信中他写道：“我以为，一个人什么病都可医，惟有‘悲观病’最不可医，悲观是人生的最大毒菌。”他要求子女正确看待忧患，“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能使人精神振奋，志气强立”。梁启超为孩子树立了具有乐观精神的人格榜样，他在给梁思顺的信中写道：“我关于德行涵养的功夫，自中年以来就很经些锻炼，现在越发成熟，近于纯任自然了，我有极通达、极健强、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界，常常是快乐的。”梁启超还注意从孩子的日常生活入手培养乐观的个性。他注意培养孩子的业余爱好，思成到美国留学学习建筑后，梁启超去信要求思成“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学科中之某部门，稍为多用点功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在同一封信中，他还对女儿梁思庄说：“专门科学之外，还要选一两样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如音乐、文学、美术等”。梁启超还建议女儿梁思庄“每日拿出几点钟来，每礼拜拿出天把来玩玩，因为做学问，有点休息，从容点，所得还会深点。”当孩子遇到挫折时，他及时劝慰孩子，以使其时刻保持乐观开朗的心境。1923年，梁思成要迟一年才能出国留学的时候，梁启超写信劝慰道：“人生之旅，历途甚长，所争决不在一年半月，万不可因此着急失望，招精神上之萎畏。汝生平处境太顺，小挫折正磨练德行之好机会。”梁启超先生十分注意培养孩子乐观的精神呢，他认为“忧伤憔悴是容易消磨人志气的。……总要常常保持着元气淋漓的气象，才有前途事业之可言”，他预见自己孩子“这一辈青年，恐怕要有十来年――或者更长，要捱极艰难困苦的境遇，过此以往却不是无事业可做，但要看你对付得过这十几二十年风浪不能？”他要求孩子“要有这种彻底觉悟，把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十二分注意锻炼，修养”好。[5]由以上内容可以看出，梁启超先生培养孩子的是一种能够坦然面对人生的困难和挫折，而能做到“烂漫向荣”的德行修养，并籍此发挥孩子的个性特长以有益于社会。而冯玉祥订立于1936年的《冯氏族约》则要求族人要团结、利他、有公德，更综合彰显了近代社会对个体修身的社会性要求。他指出，“团结”就是“守正义与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