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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正能量”与“美丽中国” 　　摘 要：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新要求。我国的主流媒体也为之做了不懈地努力，不断释放发现和推动以生态文明融贯于社会文明的为主核的“美丽中国”传播“正能量”。本文从传播学的角度，以央视《感动中国》、“寻找最美乡村医生”等节目和活动为例，解读主流媒体从务实、亲民和贴近的角度，扩展新闻传播功能，提升传播效果，以“正能量”传播来推动“美丽中国”是新传播趋向，这也是中国主流媒体在新媒体的压力和推动下，新闻传播转型和创新的表现。 　　关键词：美丽中国；“正能量”；传播功能；传播效果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5-0179-02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要求。美丽中国不仅限于生态环境之美，还包括社会建设之美，中国公民的精神、行为、道德之美。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美丽中国，“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①我国的媒体在“美丽中国”建设中，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国荧屏、网络上，以深入基层、贴近实际、贴近人民的生活和内心的“正能量”传播，在发现身边的美和身边的感动的传播上做出了很好的的探索，对当前新闻传播范式的创新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中央电视台的“感动中国”和“寻找最美乡村医生（教师……）”等系列节目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一、“美丽中国”与植根于公众期盼和需求的“美的发现” 　　“正能量”指的是一种乐观、积极向上的动力和情感。当下，所有积极的、健康的、催人奋进的、给人力量的、充满希望的人和事，都是人们最渴求与期盼的。它们是珍贵的社会资源，需要媒体去发现和发掘。在一定程度上，它们是中国梦的基础和前提。“正能量”已经成为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符号，与我们的情感深深相系，表达着我们的渴望与期待。 　　（一）传播的正能量是满足公众需求的传播 　　近些年来，随着地沟油、三聚氰胺、毒胶囊、假鱼翅等的相继曝光，让人们看到了一些不法商人在追逐经济利益的背后其商业诚信的缺失；小悦悦事件，郑州立交桥下冻死的农民工事件等大幅报道又让人们对人心的冷漠，事态的炎凉感到痛心；长期的环境污染导致的雾霾，让市民们处在“十面‘霾’伏之中，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忧心忡忡；干露露、郭美美事件让人感到美丑不分，审丑风气盛行……就这样，“负面情绪”一直围堵着人们，让人们感觉到这个社会道德的滑坡，社会诚信的缺失，社会正向发展动力的不足。 　　社会就像一辆疾驰的列车，它需要能量的驱动。这些“负面的情绪”犹如劣质的汽油，会对列车造成伤害从而威胁到车内乘客的生命安全。只有多发现和创造“正能量”，我们的社会――这辆疾驰的列车才能安全平稳的驶向远方。因此，“正能量”的传播符合公民和社会的需要。 　　好的电视节目是符合受众利益、满足受众需求的。在社会与公众对“正能量”的渴求之下，我们的媒体也开始了对于“正能量”的探索与思考。从2003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的开播到2010年《我要上春晚》再到2012年“寻找最美乡村教师”、“寻找最美乡村医生”等活动陆续登陆央视，“正能量”的传播在逐渐的发展壮大，在2012年进入了高潮，使得“正能量”成为年度热门词语之一，深入人心。这也充分体现了传媒在“正能量”传播方面的多重功能和强大的传播效果。 　　（二）传播的正能量是一种主流价值和文化的有效传播 　　培养分析理论是大众传播的一种潜移默化的社会效果。该理论认为“传播内容有特定的价值和意识形态倾向。这些倾向不是以说教而是以‘报道事实’、‘提供娱乐’的形式传达给受众的。它们形成受众的现实观、社会观于潜移默化之中。”①《感动中国》、“最美乡村医生颁奖典礼”、“最美乡村教师颁奖典礼”等的开播和举办，在传播“正能量”的同时也传播了一种主流的价值观，形成了一种道德行为规范，让受众在他们的事迹中明白，什么才是社会所提倡和弘扬的，什么才是我们必须遵守并有责任传承下去的，什么才是真正的“正能量”。 　　日本学者清水几太郎曾经提出过拷贝支配的理论。他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拷贝支配”的社会，其原因是“环境的扩大和社会生活的间接化使得人们与大多数重要的‘实物’不可能保持实际的接触，要了解它们只能依靠传媒提供的第二手的信息，也就是‘拷贝’。‘拷贝’虽不是‘实物’本身，但人们缺乏与实物想对照的手段，所以就把拷贝的事物按照真实的事物去理解和接收”。②央视及地方各台在去年进行的“正能量”的传播，让受众接受了一次精神上的洗礼，让受众从对道德跌入底谷的绝望中，从梦想遥不可及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因为他们知道尽管社会有时候有些许的不尽如人意，但是主流依然是好的，依然是值得信赖和期待的。 　　（三）传播的“正能量”是兼具环境监视和文化传承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