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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今文学教学反“唯物史观”反思 　　摘要:文学教学因为其精神体验性，而具有了一定的特殊性。从形象、情感、生命体验等文学艺术较为突出的精神性特征着手进行文学教育，是古今中外文学教育者的共识。但因此而忽略了文学的社会生活、历史根源，以至于最终走向一种纯粹抽象、脱离社会生活的教育，是违背唯物史观的。文学教学的改革，应该发挥唯物史观的作用，让学生认识到文学的坚实的现实基础。 　　关键词：文学教学改革;社会生活;唯物史观,反思 　　中图分类号：G420 　　本文是国家社科规划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1ZD078。 　　 　　 　　文革结束后，为了对建国以来对待文学的态度文学过分功利化、实用主义化进行理论与实践上的纠偏，文学及文学理论的各种教材积极地进行了重新修订，教材中出现了一种强调文学审美功能的趋向。这应该是一种值得肯定的现象。但是，在许多研究文学教育、文学审美教学的论文、专著中，文学变成了一种纯粹精神的家园，成为了纯粹心灵的产物，甚至是一种与社会生活不相关的文本自足世界。这样的文学教育教学只能使受教育者感到迷惘、困惑，感到文学的世界虚无缥缈，以至于接受了文学教育，反而在现实面前无所适从。所以，在文学教育基本原则，其底线还应是唯物史观。审美、精神本体需要凸显，但离开了现实生活、时代精神以及现实中的实际问题的所谓“纯审美”、“精神本体”，就走得似乎有些远了。而这些年来，由于“本体论”、存在论、“生态哲学”、“生态美学”哲学及美学等的影响，文艺理论教学更出现了一种脱离实际的“高蹈”状态。许多文学理论教学工作者，在教材撰写、课堂授课中，存在着片面将文学的作用神秘化、精神本体化的倾向。更高层次的文学，在某些教学工作者眼里，变成了一种所谓“生存论”的表达或者是一种人生的境界、态度。文学仿佛变成了一种“歌者的生存”，最高境界的文学就成为了一种脱离或者超越了现实生活的纯粹“精神家园”，是一种远离了现实纷扰的存在，而文学的世界则比现实世界更加圆满而充实，文学成为了“精神乌托邦的养护和葆持”者。[1]这些文学教育中的观念，看上去无比迷人，其值得商榷之处还是明显的。 　　最重要的，不能将文学教育与社会现实生活割裂，使文学成为一种纯粹精神领域的东西，进一步把文学当作是一种纯审美的心灵家园，抑或纯粹伦理领域的人生引领者。“以美育代宗教”观点的提出，时有其历史语境的。蔡元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观点，是在我国反封建的现代审美理论发生与转折时期。当时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理性精神在我国开始传播，蔡元培主要吸收了康德与席勒的理性主义美学理论，把康德关于“知情意”及席勒的“游戏说”的观念作为了其重要的理论立足点。蔡氏也用理性、科学去批判宗教，从而强调审美优于宗教之处。但其最终的指向，却是牢牢扎根于当时的历史情境，立足于我国在近代、现代内忧外患的现实状况，具有极其强烈的“实践品格”。因而，把文学功能中的教育、认识作用仅仅看作是所谓纯审美教育的副产品，这是不符合文学存在的实际的。 　　也不能把文学的精神引领作用与其知识教育、技术教育等方面割裂开来。精神，永远是扎根在每一件日常的、琐碎的生活中的，存在主义者让人通过自己的“自由”去赋予生活以意义。这种完全强调主体的“意义论”，是有价值的，它使个人行动富有主体、能动的特点，尤其是使主体成为负责任的个体。但这种存在论也使主体无限膨胀，有反唯物史观的倾向。我们并非要舍弃文学教学中对“超越性”的强调，也承认超越的确来自于主体的建构。但必须要申明，主体无论如何超越，都离不开具体的生活情境。对主体的绝对化的强调，必然走向主观唯心论而与唯物史观相悖。事实上，只要稍加考证就可看到，历史上任何所谓“超越性”的境界，几乎都是主体在现实中受挫后的精神退守。那种脱离了具体历史情境的，所谓“具有永恒意味的超越性”，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一种纯粹理论意味的自欺与自我解嘲，说他们都带有欺骗性也不为过。文学的境界，多会儿都是在具体历史情境、平凡甚至平庸的生活状态中展开的，只不过，有的文学家善于总结，而有些文学家则只善于描述状态而已。 　　文学教育者不能把文学之精神世界的作用神秘化、夸张化，把“精神高蹈的人”与“芸芸大众”对立，把高境界、胸怀百姓的人，与芸芸众生隔离；更不能将高境界的人与其自身生存的历史性、现实性、生活的具体琐碎性割裂开来。所有被后世认为“伟大”的人物，其个人生活都扎根于他所生活的现实社会的困扰中，正因为其现实的困扰，才会去寻求解脱。这种解脱，因而也是现实的、历史的。也正因为其现实、历史性，才成就了其伟大。后世之所以还能够在另一个历史情境中与其共鸣，并不能用所谓“永恒、抽象”的本体理论去诠释，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更有说服力。 　　在“精神本体论”者教材中，充斥着这样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