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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知识分子与大学兴起 　　摘要：中世纪知识分子是12世纪文艺复兴的产物，城市的复兴和翻译运动为知识分子的产生提供了社会条件。中世纪知识分子具有国际性、流动性、书本至上、逻辑至上、理性与信仰的矛盾、教士与知识劳动者的矛盾这样的特性。为了自我保护，中世纪知识分子创造了大学，大学也成为中世纪知识分子生存的制度化环境。 　　关键词：中世纪；知识分子；大学 　　在社会分层体系中，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作为“以思想和传授其思想为职业的人”[1]，他们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社会环境也塑造着知识分子，欧洲中世纪的特殊社会环境造就了中世纪知识分子的特殊形态：虽然依附于教会，但他们却仿照城市手工业者所建立的行会，组成了学者的行会即大学，来争取身份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也就是说，尽管具有教士的身份，但作为学术组织的成员以及具备理性批判的精神，使他们无愧于知识分子的称号。 　　一、中世纪知识分子产生的社会条件 　　越来越多的现代历史学家都同意，把中世纪称作“千年黑暗的中世纪”，看作上承罗马帝国之衰亡，下启文艺复兴的一个蒙昧野蛮的过渡时期，这显然是不恰当的。恰恰相反，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一个进行综合和创造的时代。也就是说，在中世纪，通过不同文明的融合和冲突，最终形成一种新型的文明。正如美国学者罗兰?斯特龙伯格所评价的那样：“整个古代世界的多重遗产――希腊哲学和科学、东方宗教――都流入日耳曼社会这个具有旺盛精力的蛮族世界的模子里。这种情况就像各种陈年老酒装入新瓶子里，或者说在年轻的躯体里烈火中烧。欧洲被迫把各种不同的思想和价值体系融为一体，因此也就不断地致力于新的综合。”[2]这样的时代，必然是一个文化、思想、知识活跃的时代，也必将是一个知识分子活跃的时代。 　　当然，在中世纪的早期，即6到8世纪，的确发生了严重的文化衰退。“昔日辉煌的古典文化完全淹没在蛮族人的蒙昧而粗野的习俗中。”[3]在这样一个动荡而蒙昧的乱世里，修道院为古典知识的保存与传承提供了庇护。然而，修道僧并不能被认作是中世纪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几乎是那个时代唯一能够读写的人，但他们并未有独立的身份意识和自觉的文化责任感，抄写文献如同诵经、祈祷、劳作一样，对他们来说只是赎罪修行的手段。 　　中世纪知识分子产生于12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代。12世纪的文艺复兴，则得益于城市的复兴和翻译运动。 　　（一）城市的复兴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活动的舞台和自我组织的参照。 　　中世纪早期城市凋敝，西欧几乎完全变成了一个农业社会。从11世纪开始，城市逐渐复兴，“从12世纪往后，中世纪世界再一次成为城市的世界，其中城市生活与市民精神几乎与希腊罗马的古典时期同样浓厚”[4]。城市是一个人口聚集，也是各种知识汇集的地方，各种思想在这里交流、碰撞，因而也激起人们求知的热情，吸引着求知的人们汇集到城市。同时，工商业者阶层对世俗知识产生大量的需求。相比较乡村生活，城市中的市民文化更有活力，也更世俗化，更为重要的是，城市拥有知识复兴所必需的自由、宽松的氛围。于是，在城市的社会分层结构中，产生了一个特殊的阶层，一个以创造和传授知识为业的群体，即知识分子。正如法国学者雅克?勒戈夫所说的：“在西方国家，中世纪的知识分子随着城市而诞生。在城市同工业（说得谦逊一点是手工业）共同走向繁荣的背景下，知识分子作为一种专业人员出现了，他在实现了劳动分工的城市里安家落户。”[5]为了自我防卫与自我管理，城市居民通常按照职业建立行会，中世纪城市可以被看作各种行会和社团的统一。行会为知识分子提供了自我组织的参照模式。这种由知识分子所组成的行会，就是大学。也就是说，城市孕育了知识分子和大学。大学的兴起，表明欧洲学术和教育中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 　　（二）12世纪的文艺复兴还得益于翻译运动，它为知识分子的知识活动提供了可供咀嚼和消化的材料。 　　翻译运动可以说是欧洲古典文化经过阿拉伯人的消化，在12世纪重新回到欧洲，反哺欧洲。翻译运动开始于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但主要是在西班牙，特别是在托莱多进行的。托莱多翻译学校将亚里士多德的整个文集以及许多伟大的穆斯林和犹太哲学家及科学家的著作翻译成拉丁文，因而在一段时间，它作为一个文化中心，与巴黎和波隆那齐名。[6]通过翻译运动，希腊哲学家和科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托勒密、希波克拉底、盖伦的著作重新回到欧洲；此外，一些著名的阿拉伯和犹太学者，如阿维森那和阿维罗伊的著作也同时进入欧洲。“拉丁欧洲的翻译工作所产生的影响是具有革命性的。回教与希腊原文的传入，深深刺激了复苏中的学术界。”[7]翻译运动再加上十字军东征，拓宽了人们的视野，欧洲的精神生活如同从睡梦中苏醒，到处弥漫着一种精神兴奋，青年人在求知欲的驱使下，成群结队地外出求学，投奔到一些著名的教师门下。在流动中逐渐汇聚到一些著名的学术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