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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辜会谈”台前幕后 　　“汪辜会谈”是1949年以来，两岸高层人士以民间名义公开进行的最高层次的会谈，这次会谈的成功，对于扩大两岸的经贸、科技合作和人员往来、各项交流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民间协会” 　　1990年11月21日，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成立，辜振甫先生出任董事长。辜振甫不仅是台湾政商两界名流，也是痴迷的京剧票友，对中华文化有着很深的认同。作为一位懂历史、经风雨的长者，他还长存一个中国信念，胸怀和平统一夙愿。他一直认为，“两岸是一个国家，处于分治状态，而且双方都处在追求统一的过程中”。 　　1990年12月31日始，两岸密使在南怀瑾先生香港的寓所中重开国共两党会谈。 　　“海基会，是一副白手套。”曾任海基会副秘书长的石齐平这样形容海基会：“蒋经国开放台胞去大陆，接触越来越多难免会有问题。渔船来台、偷渡客，都需要谈，但双方又不承认对方。所以就想了一个点子――弄一个白手套。手是政府的，套上一个白手套。” 　　海基会的角色定义十分清楚。当时在海基会办公室的桌椅上、文件上，甚至茶杯上，都写有三句话：中国的，善意的，服务的。 　　海基会前副董事长焦仁和后来回忆说：“海基会成立一年后，海协会成立。事先双方应该没有协商，唐树备（当时的国台办副主任，后任海协会副会长）亲自跟我讲，他们也在苦恼，那个时候双方互不承认，没有一个交往的管道。唐树备觉得这样（民间协会）的方式很好。” 　　海基会采用“财团法人基金会”的形式，经费由“政府与民间共同捐助”。当初海基会筹集资金的目标是10亿元新台币，其中5.2亿元来自台湾当局，其余由民间企业捐助。辜振甫一人就给海基会捐赠了2000万元新台币。 　　在大陆，1991年12月16日，成立以促进海峡两岸交往、发展两岸关系、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为宗旨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 　　荣毅仁和汪道涵分别出任海协会的名誉会长和会长。荣毅仁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汪道涵曾任上海市市长，和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私交甚笃。他学识渊博，又了解两岸形势，在大陆德高望重，在台湾也颇有影响力。 　　汪辜两位老人不但有非凡的历史背景，而且还与两岸高层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的特殊职业身份绝不仅仅限于海基会董事长和海协会会长的民间头衔，“他们几乎分别代表了国共两党的意愿”。 　　两会成立后的一年内，合作处理了各类突发事件24起，包括渔事纠纷6起、台军驱逐大陆渔民伤亡事件10起、刑事案件8起，充分发挥了沟通、化解、协调的桥梁作用。 　　“九二共识” 　　1992年1月8日，海协会向海基会发出了第一份邀请函，邀请对方派员访问大陆，就联系合作事宜交换意见。 　　不久，海基会复函“愿于双方便利之时机专程拜访。” 　　7月下旬，美籍华人李澄梁以“联合国世界银行工作人员”的身份来到北京与汪道涵叙谈，并建议汪道涵直接写信给辜振甫。 　　于是，汪道涵致函辜振甫，邀请他“于当年择日择地”会谈。 　　辜振甫回函接受邀请，并且建议当年10月中下旬或其他适当时候见面。 　　不过，首次“汪辜会谈”未能在当年举行。最重要的原因是，双方尚缺乏会谈的基础，即对“一中”（“一个中国”）原则达成共识。 　　为此，1992年10月28日至30日，“海协会”和“海基会”在香港以民间机构的形式就两岸事务性商谈如何表述“一中”原则进行讨论。 　　此次商谈并非一帆风顺。 　　海协会提出了五种文字表述，认为“在事务性商谈中，只要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态度，可以不讨论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 　　海基会也提出了五种文字表述。虽然同意“一中”原则，但根据“国统会”的文件，双方在文字表述上，绝难达成一致。 　　“大陆一方决定提前撤回去。台湾代表团在香港多住了两天，等大陆代表团回来，结果海协会再也没回来，但双方保持了函电来往。”焦仁和回忆，“会谈结束前，海基会代表根据‘国统会’的解释，拿出了他们最后的表述方案，希望大陆不要反对：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于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惟鉴于两岸民间交流日益频繁，为保障两岸人民权益，对于文书查证，应妥善解决。” 　　海基会还建议，“用各自口头声明的方式表述一个中国原则”。海协会表示，要把表述内容和建议报告研究之后再答复。 　　11月3日，海协会副秘书长孙亚夫打电话给海基会秘书长陈荣杰说：“贵会建议采用贵我两会各自口头声明的方式表述一个中国原则。我们经研究后，尊重并接受贵会的建议。”海协会还建议“就口头声明的具体内容，进行协商”。 　　11月16日，海协会再次致函，告知海协会拟口头表述“一中”原则的要点：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统一。但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 　　海协会以附件的方式，将海基会提出的最后方案附在函中。此后也再未否认这一方案。海基会对上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