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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中国宗族研究嬗变与创新 　　【摘要】弗里德曼范式是中国宗族研究的代表性理论。在反思、批判这一理论范式的过程中，学者们不仅质疑了其所关注的祀产要素的核心作用，也尝试从地方化聚居、文化族谱等角度重新解读中国宗族。本文梳理人类学中国宗族研究的理论流变，反思已有的研究局限，认为各类仪式性互动对宗族的构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是理解中国宗族的关键要素。并从仪式入手探讨中国宗族组织的学术路径，旨在对当代中国宗族研究的发展和创新有所贡献。 　　【关键词】弗里德曼范式；中国宗族；仪式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3）01-0051-006 　　一、中国宗族研究的弗里德曼范式 　　20世纪四十年代，福忒思等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家通过对努尔、泰兰西等非洲部落社会“裂变宗族制”结构的深入研究，构建起颇具影响的非洲宗族范式。弗里德曼的研究旨趣和理论雄心，正是通过对中国宗族的深入研究，修正和突破非洲宗族范式。他在《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中国宗族与社会》等著作中，提出了一系列与中国宗族有关的理论观点，标志着人类学宗族研究的弗里德曼范式的形成。弗里德曼在其理论范式中提出的若干研究假设，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探讨得最集中、争论最激烈的核心论题。可以说，围绕着弗里德曼范式的分析和论辩，构成了中国宗族研究的一条主线。在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范式中，通过族产、祠堂等形式表现出来的祀产要素发挥了核心作用。从这类经济性要素出发，弗里德曼系统地阐释了中国宗族的裂变模式、类型结构和形成机制。 　　非洲宗族范式关注地缘政治结构和血缘宗族间的高度契合，宗族裂变在这一理想情境下会达至某种平衡状态。相比之下，弗里德曼将影响宗族结构的关注点转向了经济性因素，并指出在中国是“宗族内部的贫富不均产生了不平等的裂变分支”，而这些“直接依赖于经济资源”的裂变群体，如果没有祠堂、土地等祀产要素的支持，就不可能产生并作为独立的实体长期存在。在此基础上。弗里德曼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宗族的“非平衡裂变”模式，突破了非洲范式的理论框架。 　　弗里德曼进一步指出，社会声望、政治权力，尤其是经济地位上的巨大优势，使中国宗族中的强宗大族往往比弱小宗族更具凝聚力，也体现出更为复杂的非平衡裂变结构。基于中国宗族的这种特性，弗里德曼构造出一个以A模式、Z模式两个“理性类型”为两端的宗族类型连续系统。由于“共同财产的不平等获益模式一直是大规模宗族组织的重要特征”，因此具有“非平衡裂变”典型结构的，是较为富裕、成员众多且高度分化的Z型宗族。相对的，小型的A模式宗族并不稳定，当他们富裕起来并形成祖田、族产后，就会开始向大型宗族发展。换言之，A型宗族始终具有z型化趋势，而拥有较多祖田族产的z模式才是中国宗族的发展趋向和主要形态。在这里，共同财产规模、分化程度等经济性要素始终是弗里德曼运用“A-z模型”类型化中国宗族的关键变量。 　　最后，弗里德曼对中国宗族存续和形成机制的解读，也是建立在共同财产等经济性要素之上的。在他看来，中国东南区的大型宗族组织，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移民早期开垦高产土地形成的共同财产。共同财产与宗族存续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如果祖田、族产等在现代化过程中被蚕食殆尽，则宗族组织也会随之消亡。在探讨宗族形成机制时，弗里德曼指出，“高产稻米经济形成的财富盈余和累积促成了共同财产体系的运作，共同财产又推动了大型继嗣性社区共同体的发展”。继而，弗里德曼在“边陲社会”情境下，又综合稻作、水利、处女地开发等经济性要素，建起一套分析宗族形成的独特解释机制。 　　总体来看，弗里德曼对共同财产的强调，使他倾向于把中国宗族理解为一种以继嗣关系为载体、以合作性为基本特征、具有非平衡裂变典型结构、拥有共同财产的实体性组织。在人类学界的后续研究中，中国宗族以继嗣关系为载体的合作性特征获得了广泛认同，但其他围绕祀产等经济性要素形成的论断和假设则遭到了普遍质疑。这些不间断的学术争论和反思，推动了中国宗族研究的创新和发展。 　　二、对弗里德曼范式的反思与突破 　　弗里德曼范式的核心假设，是作为关键变量的共同财产等经济性要素与中国宗族的构成发展之间存在紧密的相关和因果联系，而大量针对弗里德曼宗族研究的学术反思和创新，也围绕着这一假设及其核心变量展开。 　　华若璧（R.Watson）在她的新界宗族研究中注意到，大型支配宗族完全可以通过祠堂等共同财产，由无法上溯继嗣关系的独立宗族联合形成。共同财产等政治经济要素不仅可以形成非平衡的宗族裂变，还可以产生相反的聚合效应，构成裂变模式无法涵括的聚合型宗族。研究台湾宗族的学者也发现了相似情况，并对裂变型和聚合型两类宗族组织进行了区分。实际上，弗里德曼本人在他学术生涯的晚期也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对聚合型宗族的存在表示了认同。 　　学者们对台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