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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儒家“乐”与人心性 　　摘 要：乐是中国古代文化最早出现的一门艺术，它起初是一种朴素的人的情感表达方式，在人类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乐也被赋予了宗教、教化等人文内涵。春秋时期，孔子用“仁”的思想修正了乐的内涵，使之成为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儒家文艺教化思想。本文从“乐”的内容入手，分析古代乐的含义和地位，探究乐与儒家道德取向的关系，分析乐对于人心性培养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乐；中和；仁 　　乐起初是一种朴素的人的情感表达方式，在人类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乐也被赋予了宗教、教化等人文内涵。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孔子用“仁”的思想修正了乐的内涵，使之成为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儒家文艺教化思想的滥觞。 　　一、古代乐的内容与地位 　　我国古代所讲的乐是集诗、乐、舞三者于一体的。《诗经》的风、雅、颂均是合乐的。《墨子?公孟》记“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之说。《礼记?乐记》对诗、乐、舞三者一体的状况做了一个理论性的总结：“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由此知道，诗乐舞是人心志的体现，有不同角度和方式。 　　张少康先生认为：“这种以乐为中心、诗乐舞一体的状况，决定了先秦论乐的内容实际上就是论诗的内容，而且先秦的诗歌理论批评实际是从音乐理论批评中派生出来的，在当时诗和乐不分的情况下，乐的地位要远远高于诗。”[1]《论语?泰伯》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按照儒家的理解，诗是言其志的，指诗人抒发的是人的意志，其起到的作用则是“兴”，即启发、感发，相比“立于礼，成于乐”，“兴于诗”尚属初级阶段。人的感情受到启发并抒发出来，它是人类普遍的、原始的情感，缺乏理性思考，更不能达到人性的至高境界。所以“乐”的地位和作用是高于“诗”的。 　　中国古代又常常礼乐并称。徐复观先生认为：“春秋时代，礼的最基本意义是人类行为艺术化、规范化的统一物。‘乐’的规范性表现为陶冶，儒家将礼乐结合在一起，而且当时歌诗以道志的风气，实际上便是一种音乐活动。”[2]但若是在理解礼乐的内在深刻性上，不难看出，儒家推行的是礼主外、乐主内的思想。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礼”是按照当时的等级制度制定的礼节仪式规定，是人的一种外在行为规范，真正起内在主导作用的是“成于乐”。“乐”让人们从内心自觉地去服从礼的规定，控制好自己的思想感情，按照礼的规定实行应该有的行为举止。所以从这种意义上看，乐也是高于礼的。一些人把礼的纹饰这方面发挥地太过，孔子就对此加以矫正，“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义以力质”，这说明孔子追求的是礼的规范性和乐的艺术性的和谐统一。 　　二、“乐”与儒家的道德取向 　　虽然“乐”担负着人性完成的重要使命，但并不是所有的“乐”都是儒家所提倡的。儒家对乐的推崇过程也就是儒家对“乐”进行人文梳理的过程，这其中体现了儒家的道德取向。 　　孔子关于“乐”的论述，比较突出的是“雅乐”与“郑声”的看法。《论语?八佾》记：“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矣。”“美”与“善”的统一是孔子对乐的基本规定和要求。徐复观先生认为美与善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而又可以统一于一个范畴之内。“美”属于艺术的范畴，善属于道德的范畴。[3] 　　《论语?卫灵公》记：“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阳货》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所谓“雅乐”，即“古乐”，主要特点是曲调中和平正，节奏比较舒缓。“郑声”实际上指当时的“新乐”，其节奏明快强烈，曲调高低变化较大，故容易激动人心。从这种解释来看，“郑声”也具有“美”的属性，艺术造诣较深。然而郑声再美，儒家也主张“放”，原因在“淫”。“淫”是指快乐的情绪发展地太过分了，把人引向了淫乱之路。孔子将郑声比喻为“利口之覆邦家者”，足见他对郑声的厌恶。他所推崇的是雅乐的中和之美。所谓“中和”正和“淫”相反，是中正平和，既在艺术上有“美”的体现，同时又不过分激动。由此可见，在乐的“美”与“善”的权衡中，孔子更加倾向于“善”. 　　衡量了“美”与“善”之后，儒家对“善”的程度也是有所界定的。《论语?八佾》记：“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韶”是舜时的乐曲，“武”是周武王的“乐曲”。孔子说“武”“未尽善”，就是说武乐有其“善”的地方，也有其不“善”的地方。其“善”的地方，徐复观认为武乐将含有发扬征伐大业的意味融入其中，把开国的强大生命力注入乐舞之中，其意义是进步的，是“善”的。但是另一方面，武乐也是“未尽善”的，因为武乐毕竟是“杀伐之声”，它对人性的培养具有一定负面作用。春秋时期的一大特点就是“礼崩乐坏”，孔子注重的是人的礼节与道义，乐的“善”与“不善”不光体现在乐的内容，也体现在人对于乐的态度。人人与自己所处的社会等级相对应，只做合乎自己身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