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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进式”接受积极效应与误读尴尬 　　摘要：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思潮的形成，同接受日本文学思潮紧密相关。其呈现出的是一种“跟进式”的借鉴接受态势，这能适时回应世界文学新潮，产生积极的接受效应，但若将某些激进思潮也当作“新潮”一并吸收，就会出现接受的尴尬，导致对本真文学思潮的误读。这在中国新文学的几个发展阶段，都有明显印证。 　　关键词：日本文学思潮；“跟进式”接受；正负效应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1-0101-05 　　一 　　中国新文学是“深受了日本洗礼的”，这不仅因为，新文学初起时留日作家占了相当比重，更重要的是在于中国作家广泛接受日本文学思潮。它对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及其后来的走向生了深重影响。如所周知，日本文学是古代学中国、近代学西方，其近现代文学产生许多新质，主要得益于对西方文学新潮的吸收，因此中国作家从日本接受文学思潮，可以看成是通过日本这个“中介”间接地学习世界文学新潮。就此而言，要厘清中国新文学思潮与外来文学思潮的关系，就必须理性对待日本文学影响这一事实，探寻文学思潮的日本接受源及其接受方式、产生的效应，这是十分必要的。 　　综观中国作家对日本文学新潮的吸收，呈现出的是一种“跟进式”的借鉴接受态势。留日作家郑伯奇在总结中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文学思潮接受状况时曾指出：“中国新文学的产生比日本相差还将近半个世纪”。但由于从日本输入各种新潮，所以“短短十年间，中国文学的进展，我们可以看出西欧二百年中的历史在这里很快地反复了一番”。此种状况的产生，就在于近在咫尺的东邻为中国作家提供了最便捷的接受场所，于是就会对日本文学新潮出现快速接受、紧紧跟上的现象。事实正是这样：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各种新兴文学思潮，日本都先期鼓吹过，中国新文坛亦都随后依次演绎。这种“跟进式”的接受，产生的是即时性效应：留日作家通过“日本体验”带来了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更新，对各种文学新潮立即予以回应，并将其运用于新文学建设，产生了积极效应；但日本文学思潮也非尽善尽美，倘对其不加分析一体接受，也会产生负面效应，而将某些激进思潮也当作“新潮”一并吸收，则会出现接受的尴尬：导致对本真文学思潮的误读，造成文学创作的失误。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接受是最典型的例证。这股思潮在20世纪世界文学中有复杂走向，在日本也经历了前后不同的变迁，显现出不同的内涵与质地。中国作家从日本引入现实主义大抵也是“跟进式”的，于是就会产生不同的接受效应。本文通过对中国新文学接受日本现实主义产生正负效应的分析，旨在为有效总结新文学接受外来文学思潮提出一些反思性思考。 　　二 　　审视中国新文学思潮，现实主义无疑是最强劲的潮流。中国作家最初从日本引进“写实主义”，对现实主义精神有较为切实的把握，表明其在“跟进式”引进日本文学思潮的过程中，能够捕捉文学新潮，实现中国新文学思潮与世界文学思潮的有效对接，从而对中国新文学建设产生积极效应。 　　研究导源于西方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以往探究的大多是中国与西方文学的关系，其实中国对这股思潮的最初接触与了解，并不直接取自西方，而是间接通过日本。这可从“写实”、“写实主义”的译词得到验证。“写实”、“写实主义”都是日本学者从西方的“real”、“real-ism”中译出的汉字词汇。20世纪初的我国留日学者，捕捉到这一阐述文学新潮的新鲜词汇，即率先“跟进”，加以引用。最早从日本输入“写实”一词的是梁启超，其在所作《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一文中，就把小说作了“理想派”和“写实派”的区分。王国维的《人间词话》（1906年）中也有“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的说法。之后该词便在中国文坛流行开来。新文学发生“前夜”，陈独秀发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1915年）一文，介绍西方各种文艺思潮，谈到现实主义时，使用的仍是“写实主义”一词。“写实主义”这个日译汉字词汇的输入，及其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的运用，说明中国“写实主义”的源头实出于日本。 　　如果说“写实主义”词汇的使用还只是外在表征，那么通过日本的渠道加深中国作家对写实主义精神的理解，更能说明中国“写实主义”思潮的接受源。众所周知，在西欧，现实主义文学“是静悄悄地走上历史舞台的”，从18世纪的朴素的现实主义到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都是自然而然出现，不事声张地生成发展的。被尊为现实主义大师的司汤达、巴尔扎克、狄更斯、萨克雷、果戈里等，都不曾使用也没有标榜过“现实主义”。同时，欧洲的现实主义（除后起的俄国外），都没有系统的理论阐释，所以中国的新文学者在当时尚无可能从欧洲引入现实主义理论，其输入途径只能是日本。这取决于两重因素：其一，中国早期新文学倡导者，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等，大都留学日本，日本对欧洲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