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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高产卫星”浮沉录 　　1958年的元月下旬，已经快过春节了，我们在台江县（贵州省黔东南州的一个县）参加劳动锻炼的同志突然接到通知，立即赶回贵阳有紧急任务。并说明镇远团地委将为我们解决赴贵阳的交通工具。于是20多个人背上简单的行李，分别从自己所在的村寨一早出发，一天走了90里路赶到镇远。听团地委同志说，团省委已准备开青年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召你们回去可能同此事有关。 　　原来他们为我们准备的交通工具是包了一辆解放牌大卡车。20多人挤坐在车厢里，瑞雪纷飞像是演了一场“风雪夜归人”。晚上9点过钟回到贵阳，任务果然如镇远团地委所猜想。 　　我们回来后的第二天便投入战斗。我和另外3个同志被派往毕节，帮助团地委总结该地区的典型经验。到达毕节时，团地委书记卢泮水到山东省亲未归，但任务已经通过电话布置。顺便说一句，当时团地委以上的领导均为南下干部中年轻资格老的人担任。团地委的同志见我们去了很高兴，将一大堆材料搬出，要我们挑选。我们并不想在这些太简单或太冗长的材料中发现成品，只想找线索。在毕节的第二天或第三天，我接到机关办公室打来电话，传达团省委书记汪行远同志的指示：正在举行的全省劳动模范大会上，发现金沙县禹谟区有一个民丰青年突击队，创造了每亩产稻谷3025斤（以下简称3025）的全省最高记录（在当时也是全国最高记录），《中国青年报》驻贵州记者已在劳模会上采访了该生产队的队长并写出了初稿。要我们抽一两个人赶赴现场，进一步核实并深入总结经验，作为团代会上的重中之重的典型。 　　我深知这件事的分量，绝不能等闲视之。于是便和同去的负责人之一安东商量，由他和另一位同志留下继续参加团地委的会议，我和朱梦侠二人去金沙。为了有一个向导，我们拉走了金沙县委前来参加会议的那个同志。 　　我们三人乘车到黔西，但黔西至金沙没有固定的班车，临时搭车也没有多大把握。在黔西招待所遇到金沙中学的几个教师，其中一位还认识贵阳南明区甲秀小学校长赵容霞，据说是她的亲戚。他们准备走路回金沙。为了赶时间，我们便决定和他们一起步行前往。一群人热热闹闹地步行了一天，来到三重堰镇投宿。在一家旅店里四五个人挤在一张床上，马马虎虎睡了一个晚上，次日清晨继续向金沙赶路，于10时左右到达金沙与黔西的交界处，也是我们的目的地禹谟区。我们打算在这里住上一两天，到民丰生产队核实、总结，然后再到县城向县委汇报我们的结论，并听取县委的意见。 　　事也凑巧，我们刚走进位于路边的乡政府，紧跟着便进来了两个中年人。他们共同的打扮是：头缠白布帕子、身着对襟上衣、西服裤，脚穿麻耳草鞋，其模样倒像舞台上的“农民”。陪同我们的团县委同志连忙起身介绍，原来是禹谟区的区委书记杨品良和副书记XX（记不清了）。他们那身打扮似乎正在成为眼下的一种时尚，表明“干部群众化”。两书记都肩挎一支火药枪，不言而喻这是为了随时“除四害”用的，很有点“大跃进”的时代特征。 　　区委书记告诉我：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刘苍岩带领的一个参观团已经到达县上好几天了，预定今天上午前来现场参观“3025”，他们二位就是前来迎候的。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似乎这样一来我们的任务就有了可靠的依托，心头一下子便踏实了。不仅因为这是一个高规格的参观团（据说以地、县委的领导为主），他对“3025”的肯定或否定自有很大的权威性。更主要的是领队刘苍岩是老农村工作干部，1955年我和省银行一位同志受省委农村工作部派遣，带领一个工作组在遵义高坪调查互助合作，当时刘作为遵义地委分管农村工作的领导在高坪蹲点。朝夕相处，我感到他是一个作风踏实的工农干部。他对“3025”的态度，无疑地可以作为我们的依据。因此便决定等参观团来了和他们一起下现场。 　　参观团一行约12点过钟到达，我们和他们一起步行去民丰生产队。这里离公路不远，一会儿就到达了。参观和介绍都是站在那块大田周围进行的。其实主要是听介绍，稻子收了田已早犁了，还有什么可参观呢？无非是给人一种身临高产现场的感觉罢了。介绍人是个中年农民，好像就是民丰生产队的队长，在省劳模会上放卫星的也许就是他吧？我和围在田边的参观团员们一起，怀着极大的兴趣听他的报告。但未免令人有些失望，除了“3025”这一惊人的高产数字，他并没有谈出什么叫人信服的技术措施，只是一些一般化的生产过程：多施肥啦，多除草啦，即时灭虫啦，等等，这些都是极为普通的生产操作技术，如何一下子就获得了超出平常四五倍的收成呢？令人不可思议。整个介绍在平静中进行，只有一个基层干部模样的人提出一个问题：“用的是什么良种？”这很重要。回答是：“麻粘。”稍有常识的人都清楚，这是极普通的稻种。提问者随即下到已犁过的稻田中拔出一蔸尚未腐烂的稻桩，仔细观察了一番，便一声不吭地回到队伍中。作为领队的刘部长却始终只听不提问，更不作肯定或否定性的评论。专程前来陪同的两位书记在我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