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生态主义”者.docVIP

批评“生态主义”者 　　给相熟的批评家写评论，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困难来自多个方面，而最主要的，恐怕是在你熟悉的那个人和作为批评家的那个人之间令人愕然的反差。但给张丽军的批评做一个描述，却并不存在这样的困难。相反，因为与他的熟识，我倒有一种写这样的评论舍“他”其谁的感觉。因为，对于张丽军而言，其生活底色和批评实践非但不相悖，且正好相得益彰。在我看来，无论就其生活状态还是批评实践而言，张丽军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生态主义”者。他为人质朴、宽厚，生活态度达观、阳光，而相应的，他的批评话语厚实、宽容，富于对话性和建设性，时时让人呼吸到来自土地的馥郁，感受到来自生活的旺盛生长力。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谓“生态主义”与当下热络的生态主义观念不尽相同，与后者更注重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相比，我所说的批评中的生态主义，更侧重于将前述这种反思的成果应用和践行在批评与对象的关系间和批评话语形态的营造上，后者显然更多意指思想层面和方法论层面。生态意识在一篇曾经由我们合作的题为《生态文学诞生根源探析》的论文中提到过，张丽军已经发现，文学对自然生态的关注背后，更为切近的是人的精神生态问题，而在他此后的多个系列中的文学批评中，生态意识显然已经成为他自觉践行的批评标准，也成为藉以辨别他的文学批评的特征。 　　一、作为方法的乡土中国与作为立场的土地哲学 　　作为70后批评家的一员，张丽军拥有70年代人相对复杂的生活阅历和社会体验。这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成长初期在农村的社会主义集体生存体验，与成长后遭逢的市场化转型及其城市生活体验之间所形成的复杂对照。在两段历史的错综纠葛和复杂关联中，通过对乡土中国和现代中国历史命运中的连续性和断裂之处持续深入的反思，通过对当下文学的文化与社会功能的思考和分析，一种富有生态主义意味的文学批评观渐渐成形。 　　与同龄批评从业者相比，如果说很多人更容易被花样翻新的西方文学形态和理论流派吸引，张丽军的批评话语则呈现出对自己所依存的生存语境有更多的自觉体认。古老的乡土中国在懵懂和阵痛中进入现代以来，既充满苦痛与挣扎，也给20世纪中国历史带来前所未有的希望和动力 。从农村走出，对农村生活中痛苦和欢欣的铭记，对农民品性中质朴、善良、坚韧与愚昧、保守与短视等等因素复杂并存的体验，使张丽军对农村的记忆鲜活而具体；而对诸多优秀文学资源的接受和理解，对现代历史复杂内涵的认知，对知识自身生产属性的体味，又使得他对文学中的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反思更加客观而深入。当作为土地和农民之子的张丽军与批评家张丽军相遇，其对现当代文学中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研究，看起来与其说是文学史知识问题的演绎，不如说更是从乡土中国的古老土地上顽强生长出来的思想和经验表达。 　　对于近代以来中国文学对农民形象的种种想象，张丽军并没有轻易接收，而是从自己的农村经验出发，立足乡土中国内在的现代性进程，对每一种想象及其衍生的知识生产条分缕析。无论是启蒙视域中的想象、文化人类学的想象、救亡视域中的想象、阶级的想象还是革命的想象，都不再是想当然的农民和农村空间的自然形象，而是被作为多种有着特殊立场和目的的知识生产纳入到整体的社会生产和转型过程当中，与论者思考当下乡土农村与现代社会转型之关联的问题意识密切相关。由此，每一种曾经出现的对乡土和农民的想象，就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标签化的命运，从而呈现出更为本然的复杂性。比如，在鲁迅“国民性改造”视域中愚昧的农民形象和压抑的乡村空间之外，《社戏》这样的“另类”想象的意义也被凸显出来，“《社戏》与以往的揭示‘中国病人’病因的‘国民性改造’系列小说成鲜明对比，是鲁迅对西方现代性思想认知图示的突破，成为鲁迅想象乡土中国和中国农民的另外一个重要精神向度。”更重要的，“以往的研究者……没有意识到《社戏》所描绘的物质简单、人际和谐、精神富足的乡土空间对新世纪新农村建设和当代乡土文学的启示意义。”又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是其“文化人类学视域的延续和深化”，却也“提出了一个超越时代的、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所无法解决的问题”。对于延安整风运动时期的“野百合花”问题，既要看到“野百合花”对农民主体精神呼唤的恒久价值，又要意识到“在革命时期，……对农民自主性和主体精神的倡导在一定程度上危及了革命的凝聚力，分散了农民进行阶级革命斗争的注意力……”。 　　正是基于对农村问题的复杂性和农民形象的多重内涵的体认，赵树理的“为农民写作”文学观和对新乡村政治生态的审美思考就格外为张丽军所看重。无疑，与众多乡土中国书写相比，赵树理的文学实践从多个层面与乡村和农民实现了有效的接合。这一方面是因为赵树理的农村题材写作已经不仅仅是作家个体的文学想象，而以对解放区新农村政治与文化力量错综复杂关系和农民心理的洞察为基础，直接参与到新乡村政治生态的建构和农民改造与自我改造的进程中；另外一方面，“特别让人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