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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成功国家都是“两只手”在起作用 　　核心提示：在每个经济发展阶段，市场是最有效的分配资源方式，倾向发展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但进行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政府既要发挥市场不到位时的监管、协调作用，又要发挥因势利导的助推作用。 　　《支点》记者 何辉 杨向明 　　即将于今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引发全球关注。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历次党的三中全会上，都会提出对中国经济社会至关重要的政策决议。如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去年11月，党的十八大已经明确了下一步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即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中，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值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关键时候，会提出哪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举措呢？日前，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用“新结构经济学”解读了他对未来中国改革的期待。 　　三波思潮 　　某种意义上讲，新中国成立后60多年的经济政策，就一直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反复调节。 　　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实行的是完全计划经济政策，经济体制完全由政府控制，几无市场的空间。1978年至今，中国逐步探索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国家经济政策从十二大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演进到十二届三中全会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到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后来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核心就是在不断探寻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经济增长，是以政府为主导还是以市场为主导，不仅在中国是个难题，近400年来在全球经济学界和政府决策层中也争论不休，甚至在发展经济学这一领域还形成了多个流派。 　　不过，林毅夫更愿意将其称之为发展经济学的三波思潮。 　　第一波思潮叫结构主义。当时的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贫穷落后，是因为没有发达国家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背后的原因则指向市场失灵，是市场无法把资源配置到位，应以政府为主导直接配置资源发展现代化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但实际上结果都很差。 　　由于前一波思潮的失败，学者们又认为是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造成资源错配，还是应该相信市场，于是形成了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义。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应以所谓休克疗法推行包括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等激进改革措施在内的“华盛顿共识”，来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但结果仍然很糟糕，甚至比结构主义时期还要差。 　　结构主义经济学强调政府的作用，忽略市场的作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强调市场的作用，忽略政府的作用。“反思前两波思潮的教训，我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林毅夫将新结构经济学看作是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思潮，也被称之为发展经济学3.0版。 　　他说，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制度等经济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新结构经济学认为要动态地观察每一个发展阶段的比较优势，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政府失灵还是市场失灵。 　　比较优势 　　一直以来，林毅夫都致力于研究发展经济学，这或许跟他的导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有很大关系。因为舒尔茨是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经济学及农业经济有独到的见解。 　　在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中，林毅夫非常推崇比较优势理论。在他看来，发展经济学前两波思潮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违反了比较优势的规律。 　　“任何一个社会在每一个时点上所能配置的资源，也就是其要素禀赋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林毅夫用通俗的语言详细解读比较优势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从要素禀赋来看，发达国家的资本相对多，也相对便宜，而劳动力则较少，且较贵。反之，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少，也相对较贵，而劳动力相对多且相对便宜。 　　在竞争的市场中，企业从营运角度来讲，一定会用便宜的要素去替代昂贵的要素，所以发达国家要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但结构主义却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贫穷，是因为市场失灵没有去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他们通过政府手段强行配置资源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其结果是产品成本太高，在市场上没有竞争力。 　　“政府干预过多，资源一定会错配，效率就会变低。”显然，林毅夫认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调节作用，但这并不等于说新自由主义的做法是正确的。 　　的确，市场是对资源配置的最有效手段。但在林毅夫看来，这种有效性是有限制条件的。即在同一个发展阶段内，市场对资源能达到最优配置。但经济发展是动态的，当从一个阶段升级到另一个阶段的过程中，市场可能无法解决为创新升级而必须配套的外部条件，比如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金融制度的完善、产业群的形成等，这些往往无法通过市场途径解决，需要政府“有形的手”协调